普评制点评袁国勇言之凿凿连番失言为哪般?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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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袁国勇连番失言为哪般?
2020-07-29 08:22 星岛环球网 来源:大公网 作者:黎 岩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日前接受外媒访问时声称,相信湖北武汉市官员有隐瞒最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未有即时对外公布资讯,并且言之凿凿称“犯罪现场”已被扰乱,无办法确认病毒的宿主。
袁国勇确曾到过武汉调查疫情,他於1月18日以获邀专家身份,亲身到武汉了解新冠疫情。他称当日前往被视为爆发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时,见到市场已完全清理好,“就像‘犯罪现场’已被打乱破坏,让我们无办法确认导致人类受感染的病毒动物宿主。我的确怀疑他们(武汉市官员)曾掩饰疫情,未有即时对外公布资讯。”
及时防疫竟成毁灭证据
袁国勇教授的上述言论不禁令人疑窦丛生。
其一,早在1月3日,中方已及时与世衞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了疫情资讯,并及时通报了美方。中美双方疾控部门均就疫情资讯保持日常有效的沟通。袁国勇是1月18日到达武汉,请问袁教授,武汉官员在疫情已经爆发半月之后,还有无必要隐瞒?他们想隐瞒什麼?他们可以隐瞒什麼?
其二,疫情十万火急,内地抗疫雷厉风行,武汉在中央督办下,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查封华南海鲜市场,并对之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的同时,对疫情现场进行彻底清洁消毒,以防止残余病毒扩散传播,这显然与普通的刑事案件现场不同,因为刑事案件现场不会导致罪案连环发生,但疫情病毒有可能持续扩散传播。难道武汉当局会置逾千万市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於不顾,原封不动地保留疫情现址,任由疫情肆意扩散,单等袁国勇教授抵达“犯罪现场”巡查取证?
其三,袁国勇说内地当局不断淡化疫情的严重性,“我知道这种病毒传播得非常有效率,亦知道它可以与人一起透过飞机散播至千里之外。如果你没有把握好每分每秒,后果会非常严重。”袁国勇一边强调争分夺秒,否则后果很严重,一边又指责武汉销毁现场证据,怎麼会有如此自相矛盾的逻辑?正是因为内地当局的高度重视,才有效控制了疫情,正是因为特朗普不断淡化疫情的严重性,才导致了疫情在美国的持续蔓延。袁国勇不应该对这样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熟视无睹,科学家的基本品格就是要讲真话,相信袁教授不否认这点。
联想到袁国勇今年3月18日发表题为《大流行缘起武汉 十七年教训尽忘》的评论文章,就不难理解袁国勇教授在专业领域的多次窘态了。袁国勇的文章竟然声称,用“武汉肺炎”称呼新冠肺炎“简单易明”,网传病毒源自美国之说“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并指“中国人陋习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当年没有雷厉风行关闭所有野味市场是大错。《明报》同日晚间报道,两人决定撤稿,其声明称“文章表达不适当,用词甚至有错误,并非原意,希望外界不要将他们捲入政治,留给他们一个空间研究。”
与袁同属国家衞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锺南山其后在记者会上,就曾不点名反驳袁,指疫情确是先在武汉发生,但没有证据显示源头一定在武汉,认为未搞清楚前便随便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科学的态度就应该是严肃严谨严正严格严明,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科学家应该抱持的科学精神。
小学数学级别的“权威研究”
袁国勇有关疫情的第三个笑话,堪称为国际笑话。其仅仅依据特区政府从武汉接载返港的452个香港人当时的健康及感染情况,就用一加一等於二的小学数学推理方式,得出袁国勇式的“科学结论”:湖北5900万人口中,可能有超过220万人曾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远高於官方目前公布的6.8万人,估计当地多达97%感染者因无明显病征而没有确诊。更为可笑的是,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还刊登在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期刊《刺针》上。依照袁式定理,全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全美国至少有1000万人感染,全球差不多有近3亿人感染。实际情况是,截至7月27日,全球感染新冠肺炎总人数为1600万人。由如此权威专家得出的“权威数据”与全球实际数据之间的权威差别,可以看出这种权威的水分该有多深!
袁国勇如此言多必失的“笑话”,作为一个本应严谨科学态度的学者着实不应该。看到袁国勇如此这般的失言,与美国特朗普、蓬佩奥有意为之的失言何其惊人相似:指责中国隐瞒疫情、指责中国是疫情源头、指责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指责中国“陋习劣根”食野味导致疫情,指责中国隐瞒感染数据,似乎又是如出一辙。或许这仅仅是巧合而已,但愿这不过是又一个“笑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