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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毛泽东警告江青对总理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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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警告江青对总理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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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警告江青:对总理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附录7
2019-09-26 09:36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不速之客基辛格成为周恩来挨整的导火索 基辛格这次访华受到中方高度重视。基辛格几番讨价还价，见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方那里占不到任何便宜，在中国草草参观游览了几个地方后，准备打道回府。原来，基辛格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就在他即将乘专机离开的前几个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见周恩来。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北京握手，标志着相互敌对几十年的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解冻。尼克松在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了多项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尽管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仍不肯轻易放弃其在台湾的影响，将其划在了他们的“核保护”之下。台湾问题仍是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一道巨大障碍。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谋求解决办法。正是他的这次来访，使周恩来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厄运。
不速之客基辛格成为周恩来挨整的导火索
基辛格这次访华受到中方高度重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同他进行了激烈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有理有节，既向基辛格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又提出了许多灵活的建设性意见。基辛格几番讨价还价，见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方那里占不到任何便宜，在中国草草参观游览了几个地方后，准备打道回府。
送走了基辛格，京城已是万家灯火。周恩来又处理了一批紧急公务，已是凌晨时分。服完安眠药已昏昏入睡的周恩来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原来，基辛格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就在他即将乘专机离开的前几个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见周恩来。
是不是美国方面又要向中国传达什么新的信息？周恩来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打电话到毛泽东的住地中南海的游泳池。电话那边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
睡眠对于晚年毛泽东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每次睡眠都如临大敌，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决不能被叫醒，否则连续几昼夜无法入眠，将令他更加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惊醒毛泽东，周恩来实在于心不忍。
正当周恩来左右为难的时候，基辛格再次求见。周恩来再三权衡，决定打破惯例，会见基辛格，看看美国方面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立即叫上两名翻译参加会见。会谈中，基辛格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只是依旧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无理纠缠，被周恩来一一驳回。之后，基辛格失望地登机离开中国。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来到了毛泽东下榻处，在毛泽东醒来后，将会谈内容向他报告。毛泽东听完了汇报，没有表示什么不妥，周恩来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哪知几天后，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参加“批评”“帮助”他的政治局会议。原来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说他擅自作主会见基辛格，不符合外交原则，并且还在会谈中说了“软话”。毛泽东听信了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指定刚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进行“批评”和“帮助”。毛泽东此话一出，令周恩来惊愕痛苦万分，但乐坏了江青。
江青集团欣喜若狂，认为整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后，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填补了林彪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姚文元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张春桥成为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还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后，江张姚王在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他们权欲熏心，野心勃勃要攫取更大权力，周恩来便成为横亘在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可是慑于总理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他们一直不敢轻举妄动。正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毛泽东要批评周恩来的指示，便头脑发昏地认为这是落井下石打倒周恩来的最好机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的所谓“错误”。在会上，周恩来忍气吞声，连连检讨，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认为周恩来检讨得“过分”了。但江青及其同伙不仅幸灾乐祸，还疯狂地落井下石，巴不得一下子置周恩来于死地。他们在会上恶毒地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要夺权。江青在会上上窜下跳，表现得特别活跃。她称这次对周恩来的批评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像打倒刘少奇、林彪等历次路线斗争头子一样打倒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创外，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早在1972年５月12日，尼克松走后2个多月，周恩来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被确诊为早期膀胱癌。但周恩来仍然日理万机，没有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以至病情急剧恶化。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病中的总理还在遭受江青等人的百般诬陷和恶毒攻击，心里非常难过。他们回忆说，当时的总理整日表情冷峻，内心的苦涩难以名状。他们本想说几句安慰总理的话，让总理稍微宽宽心，可才开口，总理就扭头朝他们直摆手，叫他们什么也别说。对突如其来的批判，周恩来实在始料未及。
毛泽东及时阻止了江青集团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的阴谋
对政治局“批评”和“帮助”周恩来的会议进程，毛泽东很满意，认为有“成果”。但在他对会议内容作了进一步了解后，特别是在了解江青等人的“表演”后，感到情况不对头。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左”措施，全国形势迅速好转。周恩来的纠“左”措施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毛泽东十分不快。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表现出不满。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实际上是警告周恩来不要继续纠“左”、动摇“文革”根基。恰恰此时，有人向他汇报说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讲错了话，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正好借机警告一下周恩来，让周恩来不要太“出轨”，并没有打倒周恩来的意思。
毛泽东没料到江青一伙竟拿着他“批评”和“帮助”周恩来的话当作“尚方宝剑”，借机给周恩来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企图置周恩来于死地，毛泽东愤怒了。他严厉地警告江青等人对总理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毛泽东明确地对江青说：“所谓党内的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江青你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江青等人的狼子野心。江青一伙妄图整倒周恩来的计划因此而化为泡影。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周恩来免遭了江青等人的进一步攻击和陷害。但历经此次磨难，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病情也日益恶化。
附录8
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2019-10-29 10:39 星岛环球网 来源：解放日报
核心提示： 四十五岁的中共高级领袖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二十四岁的蓝苹结婚了。从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他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而且确实按照“约法三章”中所规定的，江青没有“参政”，也没有怎么“出头露面”。
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毛泽东和江青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三十年后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家喻户晓。
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来到延安的。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十一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的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的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四十五岁的中共高级领袖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二十四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但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对此，毛泽东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和他的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中央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他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而且确实按照“约法三章”中所规定的，江青没有“参政”，也没有怎么“出头露面”。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而那个“约法三章”实际上对江青已经渐渐地淡出了政治的视线，没有什么效力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奔赴苏联访问。就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应该说这个要求很正常，毛泽东同意了，但却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一是“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最后，毛泽东又补充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征得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二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分析说：“江青在政治上善于察言观色，投毛泽东所好。她利用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问题比较严重。江青不断提供假情况，所以毛泽东强调注意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利用了这个时机，大抓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附录9
周恩来斥江青"怎能这样" 毛泽东:用扁担打出去
2019-10-28 09:42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还有她的‘后台’。”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届全运会主席台。 中新社资料图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中新社发 王发塘 摄
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帮派势力，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发生在1973年6月11日深夜的“逼宫”事件，就是他们阴谋的真实记录。本文作者武健华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 ，他将有关内情予以披露。
周恩来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
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总理刚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专横地对周总理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还有她的‘后台’。”这时，从会议室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总理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抽噎地对他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
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七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总理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总理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叶剑英、汪东兴表示同意。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附和着说：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无奈，又出了个主意：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该是周总理服药的时间了，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轻轻地开门进去。当张佐良走近会议桌时，江青阴沉着脸装腔拿调地问：“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张佐良回答：“是的。”“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周总理吃完了药，谈话开始。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一阵冷场。
江青按捺不住，又厉声喝叫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总理对江青说，你冷静些，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根本没有想毒害谁。
“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三个事先商量过没有？”江青紧追不放。
赵柳恩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江青见赵柳恩敢顶撞她，拍着茶几就跳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朝门外使劲吼叫：“来人哪！”从门外进来一名军人，江青命令军人：“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住手！”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挥手指使他退出去，并对张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此时总理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厉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
沉静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平心静气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总理见事实已很明朗，便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江青又转换话题，更加无理地向总理提出要求。她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又说小许(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就很好。
无中生有的“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
能迁就的问题，周总理总是让她几分。
总理离开会议室，让卫士高振普把许奉生接来。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知道江青要自己到她身边工作，哭了，说：“不去，不干！”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约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地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周总理再一次说：“今天可以散了，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
江青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又说，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进入东会议室，六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什么颐和园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江青边吃边对叶帅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了，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所谓“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她说，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要把这些军代表请出去，有的要抓起来。
叶帅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总理一听又是这样无中生有的事情。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会以后，当走到17号楼东门口时，叶帅叫住周总理和汪东兴。叶帅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说，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几天后，汪东兴见毛主席饭后精神很好，就向主席报告了这件事。毛主席听完后说：“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风。
她其实是指桑骂槐，变着法向总理、剑英和你们要权。你们识破她的用心，顶得好。”主席又说：“你们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
毛主席的鲜明态度和重要指示，汪东兴报告了周总理和叶帅，他们认为这有利于以后与江青一伙的较量。
毛主席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1973年6月11日深夜一点多钟，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各自带着自己的警卫员，直闯周恩来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
这时，周总理还没有入睡。
江青一进门，就对总理说：“我身边有坏人。杨银禄、周金铭都是坏人！他们是汪东兴的人！”江青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周总理把他们让进客厅，没有说什么话，嘱咐他的身边警卫张树迎招待他们，自己乘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住处。
“他们现在到西花厅去了。”总理见面第一句话这么说。
汪东兴问总理：“出了什么事？”
总理说：“江青说她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
汪东兴对总理说：“又是江青在捣乱。在总理的办公室能抓人吗？有什么罪状？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些人归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带回。”
总理说：“你去，我来说，你来处理好不好？”
汪东兴上了总理的汽车，和他一起回到西花厅。江青见总理和汪东兴一起走进客厅，大声说：“哦！原来总理去搬兵了啊！”
周总理对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处理，安全、人事都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汪主任反映。”
江青大声说：“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他们要害我，用安眠药害我。
杨银禄存心气我，我的事他压在那里不办！”
等到江青叫嚷得差不多了，汪东兴严肃地表示：“不能随便抓人！你不想用他们，我马上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江青：“请总理再选派一个人保卫我。”
周总理：“还是由汪主任选派吧。”
汪东兴：“我那里没有合适的人，派不出来。”说完转身走出客厅。出了西花厅，他就叫周金铭上了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回中南海南楼。
凌晨三点多钟，江青一伙继续纠缠，不肯离开西花厅。
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安顿好周金铭，又驱车来到钓鱼台11号楼。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因江青还未回来，都仍然等在那里。
汪东兴先同杨银禄谈话，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这时，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围拢到汪东兴身边。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也很气愤。
他们七嘴八舌对汪东兴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请你另外派人，我们不干了！汪东兴着眼大局，再三劝慰这些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他们才平静下来。
清晨六点半，汪东兴和杨银禄同车离开钓鱼台11号楼，回到中南海。汪东兴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件事处理的情况。
上午九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告知汪东兴：“他们(指江青一伙)已经回去了。”
七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总理被他们折腾了整整一夜不得休息。其实，江青他们明明知道，此时的周恩来是刚做完膀胱肿瘤手术才三个月的危重病人，他们不仅不体谅，反而以这种极不寻常的卑劣举动，妄图整垮周恩来，达到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
汪东兴接完总理的电话，他怎么也睡不着。中午，他到毛主席那里，把夜里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汪东兴说：“那还有两个呢？”
“还有哪两个？”主席问。
“张春桥、姚文元。”
“这还了得！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
主席看汪东兴一时没有答话，又解释说：“逼宫，就是要总理交权。”
汪东兴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主席沉着脸，接着说。
他又问：“那两个工作人员你打算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准备先让他们回团部，过几天，我打算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五·七干校锻炼一阵再回来分配工作。看主席还有什么意见？
主席说：“我看这个办法好。江青那里不用再给她派人，她不需要警卫员。”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汪主任，不派警卫员不行啊！我出门没有警卫人员保卫怎么能行呢？”
“现在没有人啊！找不到人。我这里的人都不合适。”汪东兴拒绝了她。
“你不要这样，你的态度不好！”江青又有点火气。
汪东兴说：“我态度不错，就是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江青无可奈何，转而又问：“我那两个人你怎样处理的？”
汪东兴回敬她：“照主席说的办。这个你就不用劳神了！”
(作者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部队原政委)
摘自《世纪》2009年第1期 武健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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