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激进改革！葬送发达社会主义苏联的双刃剑

已有 137 次阅读2020-7-26 12:50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激进改革！葬送发达社会主义苏联的双刃剑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强国社区>深入讨论

激进改革！戈尔巴乔夫葬送发达社会主义苏联的双刃剑（上）(旧帖重发)

方圆视点阅读(2890) 回复(24) 2019-03-01 12:33:50

当代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的改革，使日益尖锐的矛盾大大缓和，马克思预言“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迟迟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仍有发展空间。建国七十年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因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毁于一旦。

苏联解体，与北约对峙的强大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土崩瓦解。西方世界取得远比千年前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更大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喜不自胜，弹冠相庆，竟相诅咒社会主义、诋毁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趋于灭亡——明里暗里却羞羞答答践行俾斯麦“避免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信誓旦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者，却人云亦云、不知所云，怀疑社会主义旗帜能打多久，甚至一再行文要对奥巴马“佩服”的中国高铁等国有企业实施“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改革！

为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笔者购得《苏联兴亡传》。为避免以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研究问题可能出现的臆断，又网购曾任《真理报》记者、戈尔巴乔夫助手、后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传》。尽管涉密内容未予披露，但无疑是了解苏联解体过程最权威的著作。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往戈尔巴乔夫休养地——克里米亚福罗斯说服实施紧急状态未果的博尔金，因此被捕入狱。这部书留给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益，远比博尔金服务过的解体的苏联重要得多。

此帖以该书内容为素材，未注页码，只注明从其它专著引用的内容。

改革是这样酝酿实施的

1981年底，戈尔巴乔夫与其助手博尔金有过一次坦率的谈话，谈及农业等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他们还谈到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途径问题。戈尔巴乔夫让博尔金考虑吸收哪些人参加经济发展新思想的研究工作。

当时能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再次向农村投放资金，勾销债务，提高收购价格，但与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无法达成共识。因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说“我绝不空着手登上中央全会的讲台”，才改变形势，但这种做法于事无补。1981-1982年，由于购买的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因无法摆脱向外购粮的事实，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农业政策的失利会葬送他作为政治领袖的梦想。

1982年11月初，党中央内部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国内局势也十分令人忧虑。虽经多方努力，政治局许多决议仍被束之高搁，得不到贯彻落实。人们对一切都不信任，盲目地等待着发生重大变化。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博尔金认为，与世长辞的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靠革命、战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培育起来的人支撑着的时代。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他曾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苏斯洛夫逝世后他一直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安德罗波夫身体状况很糟糕，经常住院，身体衰弱得很厉害，说话声音越来越小。1983年准备召开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准备发言，助手和顾问们经常到医院，但是健康状况已经不能容许他作这次发言了。于是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写了一封致全会的信，让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简短的发言。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没有人批评他，但也很难说他取得哪些成绩，至多可以说他有过良好的愿望，树立了改革的里程碑，却无法实现这些转变。

契尔年科担任安德罗波夫治丧委员会主席，这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人们不敢相信，这个同样体弱多病、言语迟钝、呼吸困难的人将会成为苏联共产党和一个大国的新领袖。登上大国政治权力顶峰的契尔年科只能是个人的胜利，是当时政治形势使这个几乎不能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73岁高龄、体弱多病的老人可能是在战友们的劝说下才占据这个位置，以便不让那些有可能改变当时政治局许多人制定的传统方针的人上台。

契尔年科上台后，戈尔巴乔夫变得沉默、忧郁和不安起来，大概他内心深处是想当党的领袖。似乎契尔年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就意味着他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没有形成决议。戈尔巴乔夫仍然坐在老位置上，他非常气愤。经常向乌斯季诺夫发泄不满。

吉洪诺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极力反对任命戈尔巴乔夫，把他看成是对宁静生活的严重威胁，千方百计诋毁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乌斯季诺夫忍不住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坐到新的位置上，契尔年科跟着批准了这件事。戈尔巴乔夫一直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戈尔巴乔夫地位仍然不明确、不稳固。契尔年科周围的人非常害怕戈尔巴乔夫地位继续升迁。千方百计诋毁他在党内的作用。契尔年科患病期间，仍然不让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展开积极的活动，争取在1983年召开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因契尔年科无法在这个会上讲话，戈尔巴乔夫适时利用这个机会。这次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人登上讲台，作了一个非常内行的报告，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开会前夕，乌斯季诺夫逝世了。戈尔巴乔夫倍感孤单。乌斯季诺夫逝世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是个沉重打击，他痛心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担心他的前途发生变化。

1985年春天来临，契尔年科病情加重，身体虚弱，已经站不起来。3月10日19时20分，契尔年科去世，享年74岁。在契尔年科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走上列宁墓的讲台，致以简短的悼词。悼词中没有谈及已故者的丰功伟绩，但谈到对未来的看法及使国家摆脱困境的途径。

1985年3月11日15时整，克里姆林宫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会上葛罗米柯请求第一个发言，他是政治局资格最老的委员，是在党和人民心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经过秘密协商，戈尔巴乔夫已经得到葛罗米柯的支持，葛罗米柯没有失信，他提出让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新领袖候选人，并请求允许他在中央全会上第一个发言。葛罗米柯的发言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绪。

在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说：“我受托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议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政治局一致推荐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大厅里就响起了掌声。戈尔巴乔夫示意停止，可掌声反而更响了。经过表决，与会者一致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走上讲台说：“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

3年时间死了3位党的主要领导人，这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者”。于是，54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苏联兴亡传》）

经济改革举步维艰政改全面铺开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前，对将要实行的变革进行无数次讨论，但实践证明，他们一接触实际，便都成了难以实现的方案。戈尔巴乔夫请几位中央书记和他信任的一些人，讨论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一是尽快更新干部队伍，撤换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工作的部门领导。二是继续贯彻执行加速国家科技进步、优先发展一切生产改造的基础——机器制造业的方针。三是到全国各地走一走，视察一些劳动集体。

谁也不知道1985年初开始的这场改革，将会给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什么结果。尽管改革一词已经流行全国，可是还没有社会改造的总体构想。在经济改革方面最初十分冲动地走了几步，很快就遇到障碍，受到限制。

新总书记当选激发了一部分人的创造性思维，许多专家、学者、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向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幕僚们提出自己对国内改革的建议。1988年前，戈尔巴乔夫一直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这位新领袖的行为还未出现逃避、悲观和善变的情况。后来，思想的泉源逐渐干涸，许多学者不知为什么开始回避总书记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只好不断给那班人鼓劲，经常撤换助手和给他起草报告、讲演稿和对记者谈话稿的人。

农业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一旦我们为农业松绑，给人们采用各种形式的自由，那么一两年内就会实现粮食市场繁荣。当他决定把这一提法写进报告时，博尔金曾试图劝阻他，说这样做不对。他勃然大怒：“你根本不了解农民的特点，看人家中国发展多快，而我们并不比他们差”。不过，最后他在自己的讲稿中还是把繁荣的时间推迟了两三年。

在对改革可能性如此幼稚的认识支配下，他作出一个个仓促的决定，在管理经济、刺激和组织生产方面采取不靠谱的办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开始逐步撤换干部，其中也涉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

为了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构想”，但每一次实施都使人感到，这明明是转而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而且是早期资本主义最不成熟需要自我修复的方法。当他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便失去对改革的兴趣，自私地去做其他事情。

从外国寄来的邮件大大增加，许多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和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总书记收下了很多东西，他真的相信能得到这些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就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为了清除那些不赞成他的路线的经济工作者、党的领导者，他急急忙忙地开始筹划在生产领域实行“民主化”。首先是建议选举产生厂长和企业领导者，那样就可以除去一部分固执己见的经济工作领导者。随后又建议打击“司令部”，惩治党和政府中不服从他的工作思路的领导者，撤换各级管理机关的官员，其结果是换了人也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实现转变没有指望，又不敢转向市场经济轨道，摇摆不定，是1988-1991年间他的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既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勇气后退。党的各级领导者看不到改革路上的明确目标，也看不出进展，他们已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他们知道，和他一起会走上死路。

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娜，不仅确定这个家庭党支部的政策，而且常常做出某些决定，想方设法让家庭党支部成员戈尔巴乔夫将制定好的路线拿到整个苏联共产党内贯彻执行。总书记夫人不单单是他的顾问或者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影子内阁，而且是个独立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她总是占据显要位置，将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挤到一旁。

赖莎·马克西莫娜多年不光操持家务，而且也主持改革这场大舞会。参与制定政策和人事安排，但主要的是，她培养了总书记-总统的性格，帮助他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海洋中寻找航道，指望着把国家的航船驶向预定的目标。

《苏联兴亡传》记载：赖莎·马克西莫娜，1932年1月5日生于阿尔泰边疆区卢布佐斯克市。赖莎的爷爷，据说因参与托洛茨基反党活动，在1937年被枪决。赖莎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因反对农业集体化在集中营关押4年，母亲是售货员，在丈夫被关押期间，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住在一个废弃的货物车厢里，生活很艰难。

1985年开始实施的禁酒令，是改革计划中唯一实现的决定。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加工工业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说，禁酒会使国家在预算方面损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园也会遭受损失，许多葡萄酒厂的机器设备将要报废。这是一场颇为激烈的斗争，政治局最终取得胜利，减产的不光是白酒，还有白兰地、干葡萄酒、香槟酒。1985年国庆招待会出现尴尬的一幕：外国人在致以祝贺后就赶忙溜开，后来又改变决定，在招待会上摆一些葡萄酒、某些人的桌上还摆上了白兰地。结果是国家的酒类专卖权被破坏得无法恢复，此后酒和食糖成了居民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同时对党和戈尔巴乔夫造成不好的影响。

决策社会和经济改革要由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及党的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于是筹备苏共二十七大的工作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定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调动一切资源解决新的、不同寻常的重大问题。

或许他在打算进行改革时没有切断同过去的一切联系，用总书记的话说，因为这个阶段还没有开始，或许他尚未搞懂顾问、助手、专家们向他提出的种种改革构想的实质。反正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作报告时向全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舆论阐述的，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

1986年2月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旨在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改革计划，改革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人认为，报告很成功，大会文件一致通过。大会对中央委员会作了调整，新当选的有原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列·尼·扎伊科夫，中央书记鲍·尼·叶利钦、苏联元帅索科洛夫等。

还有一股势力对苏联沿着科技进步的道路快速发展漠不关心，他们想做的是彻底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含义模糊的“改革”一词被各种势力用来大做文章，谁也搞不清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搞不清改革道路上那些难以辨认的路标会把人们引向何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在意，他也许根本不知道，革命后国内进行的种种改造过程，其实就是改革。

在权力结构渐渐瓦解的同时，新生力量开始兴起，他们大张旗鼓地、无所畏惧地批判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从改革到革命只有一步之差，就缺一根导火线了。1991年8月，导火线终于找到了。

奇怪的是，国内形势愈紧张，他在国外得到的赞扬声反而愈大。西方国家对总书记-总统所作所为依然赞口不绝，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来接待，因为他做了任何武力和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西方崇拜者对他的赞赏，补偿了他在国内遇到的冷遇，当然，他们不仅仅是称赞他……

西方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新思想、不依照自己前任的教条行事的人，他们不断地塞给他各种名目的奖金，向他颁发金质奖章，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在电视、报纸上为他作宣传，巧妙地满足他的虚荣心。

从1987年起，经济、财政状态急剧恶化，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很多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理性，怀疑领导者使国家摆脱危机的能力。还有很多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到底把国家引上了绝路。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内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出现了与总书记观点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出现深刻的分歧。

在1987年1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公开性，还提出一些极为重要的论点。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进行民主改革的主张。许多中央委员认为，在经济日渐不景气的情况下，以那样的方式和速度实行民主化是危险的，而戈尔巴乔夫首先看到的不是人们对民主化的方式和速度的担忧，而是自己的威信受到威胁，因此需要在中央委员会清除异己。

戈尔巴乔夫撤换了那些年迈的中央委员，让支持改革的人充实进来，然后开始在党、国家和社会组织中广泛推行民主原则，公开表明要给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多的自由。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从根本上改变了管理国家的传统方法，为他拟议中的社会改革另辟新路。

他在1988年以前的著作中明确主张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博尔金只同意一些分析家的结论：他当时已经身不由己，总书记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的左右，他们为他设下圈套，他被迫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的和肉体的屠宰场，结果只有他一人从那里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

政治体制改革制造引爆结构性矛盾

从1989年开始，党内和国内外形势像雪崩一样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知道国内形势的变化，也知道人们情绪的转变。昨天他们还在赞美自己的总书记，如今却渐渐冷落了。那些不久前还在吹捧他的人，如今却在指责他、唾骂他。

党的最高权威的丧失表明裂痕已经出现，后来迅速导致整个苏联领导结构的垮台。从1989年起，书记处从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变成了政客们的论坛。伊瓦什科当选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并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不能扭转局面了，从前党施加影响的完整体系被打破了，高楼倾斜，开始倒塌。党依靠原来的力量已经无法影响国民经济事务，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使大众传媒摆脱党的监督，差额选举的结果使党无法对干部政策施加影响。

总理雷日科夫提出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整顿国内秩序，增强纪律性，可是雷日科夫的做法却逐渐引起戈尔巴乔夫的反感。戈尔巴乔夫把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视为自己的对手和反对派。

最初，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建议和发言，但过一段时间，讲话越来越少。葛罗米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会见和会谈的很多细节都不知道，这些会见和谈话记录总书记很少发给政治局委员们看，很多谈判和协议对国家领导人、包括部长会议和其他很多领导人都是保密的，对国防部、克格勃、对外经济部门也是如此。他强迫葛罗米柯离任后，很快就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首脑。

政治局会议议程在最后几个月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极少拿给政治局领导成员讨论，在研究许多问题时，发言的人越来越容易冲动和生气，但有时又表现得很冷漠。给博尔金打电话的次数频繁起来，都在询问退休需要办哪些手续，能否保留原来的待遇，退休待遇怎样。会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有时出现矛盾。继任总理利加乔夫的发言常常同总书记鼓吹的路线南辕北辙。不久，利加乔夫成了大众传媒攻击的靶子，且毫无根据地指责他受贿。利加乔夫又被孤立起来，使中央书记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破坏了苏共的政治结构和所有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的作用开始减弱，会议开得越来越少，决议通过很仓促，常常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这种情况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曾经强壮的机体开始衰弱下去，这实际上正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戈尔巴乔夫听不进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斯柳尼科夫等领导人关于政治局已经不起作用的意见。

中央全会的气氛渐渐紧张起来，中央委员开始明白，这是在改革的幌子下破坏党的结构，破坏经济和国家的管理，把人民推向贫困的深渊。逐渐地开始出现违背国家既定发展方针的苗头和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党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实际问题，而是陷在矛盾斗争中。

每次全会之前，戈尔巴乔夫总要作一些“家庭准备”，以应付对自己的批评，一旦戈尔巴乔夫得知中央委员准备发言反对他施行的方针时，总是抢在他们之前发言，激烈批评与会者。他大叫大嚷指责大家不相信改革，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诅咒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号召动摇分子理智从事。

戈氏英文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有段淋漓尽致的话：“为了避免重蹈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覆辙，必须用高度的政治智慧迫使同僚，或者说迷惑同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自己的目标……退一步进两步，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口头上这么说，行动上又那么做”。他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演讲中说，要实现消灭共产主义的生活目的，“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有最大的作为，因此，妻子要求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苏联兴亡传》〉）

本文评论：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命令军队，他为什么没有动用呢？为什么叶利钦可以？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流星如梦阅读(82) 回复(0) 2019-03-01 15:44:36

方圆视点阅读(51) 回复(0) 2019-03-01 17:37:45

1991年8月19日国紧委旨在挽救苏联的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迫于叶利钦的压力任命了军队的领导人。12月8日，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当晚叶利钦宣布苏联不复存在，自作自受的戈氏已经不能调动军队了。

夕阳宇楠阅读(100) 回复(0) 2019-03-01 16:41:53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是赫鲁晓夫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搅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和信仰，失去了奋斗目标；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全面推行其改革新思维，事实表明就是他把苏联改革引上了邪路；重要原因是前苏联政府官员腐败，引起民众的不满，可事实也表明苏联亡党亡国后，这些腐败官员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原因是前苏共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媒体严重失控，各种谣言四起，正能量受到压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直接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前苏共中央任用了一批叶利钦之流的叛党分子，这些人兴风作浪，甘当走狗，借助西方势力和本国敌对势力，把一个有世界霸权地位的苏联推上了不归路。这是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别扯远了！各加盟共和国都要独立，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82615471 阅读(41) 回复(0) 2019-03-02 08:07:50

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是双刃剑的个例，几乎都是单刃剑。

第十阶层阅读(105) 回复(0) 2016-10-17 16:18:47

111.17.162.* 阅读(51) 回复(0) 2016-10-17 15:34:51

苏联社会主义并非谁想葬送就能葬送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导致他的短命。

安士奎阅读(104) 回复(0) 2016-10-17 15:05:05

事实说明，理论问题是严肃的问题，不是什么名人说句话就是理论，尤其是构成真理的理论。毛主席说真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存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中来。我们所说的真理，是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是冥思苦索来的，所以他失败了。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言中了。

四两千斤阅读(49) 回复(0) 2016-10-19 15:42:50

“戈尔巴乔夫撤换了那些年迈的中央委员，让支持改革的人充实进来，然后开始在党、国家和社会组织中广泛推行民主原则，公开表明要给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多的自由。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从根本上改变了管理国家的传统方法，为他拟议中的社会改革另辟新路。

27.200.24.*: ２００５年５月，普京在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谈到苏联解体时还形象地说，这确实是千千万万人的悲剧，“我们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2016-10-17 20:25:04)

27.200.24.*: 普京总统：“谁对苏联的解体不感到痛心谁就是没良心！”(2016-10-17 20:2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