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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揭秘 党的特殊经费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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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揭秘 党的特殊经费从何而来？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揭秘：党的特殊经费从何而来？ 建国后被禁止
2020-07-23 09:04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为确保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中央书记处特会科没有随中央一同进京，而是于1949年3月底才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当时用了七辆大卡车。特会科是党中央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特设的，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得出结论：党的特别经费，以不搞为好。
解密战争年代党的特殊经费从何而来？
东柏坡特会科金库所在的窑洞
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成立于1941年9月，主要任务是掌管党中央特别重要经费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党的珍贵财物。自成立以来，一直由任弼时亲自分管。后来，特会科编入中央办公厅系列，改为“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由杨尚昆直接领导。最近，笔者有幸采访到当年特会科成员成正荣老人。尘封已久的历史，在老人的从容讲述中，终于浮出水面。
特别会计科的设立
1941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进行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到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
1941年9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并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
当时，特会科的主要资金来源有：1、党的秘密企业（党员企业）所赚得钱；2、各中央局上缴的黄金。由于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所以只能上缴黄金；3、打仗胜利后所获的战利品；4、中央及各局统一收取的党费；5、抗战时期，海外爱国人士和华侨捐助的款额。特会科主任由精于经济管理工作的赖祖烈同志担任，直属任弼时同志领导。
1948年3月，中央前委、中央后委机关开始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这次转移，跨越了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二十多个县，一路上危险重重。
西柏坡里藏黄金
中央书记处特会科到达西柏坡后，被安排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当时党的特别经费和人员都挤在这个大棚子里。而贵重物品都存放在窑洞里。那是三眼窑洞，最东边一眼存放着一些古董，如宝石、象牙等；中间一眼，放着一台保险柜，存放着重要钱款和账本；西边一眼放着由陕北运过来的黄金。
这些党的特别经费在关键时刻，曾起过很大作用，办了很多大事。
如1946年6月，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6万多人被国民党30多万军队围困在鄂东宣化店一带的狭小地区，中央领导指示特会科以最快速度筹备法币、美元，后用飞机空投到五师驻地，才得以解困。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如果没有党的特殊经费，这些开支简直难以应付。毛主席指示，经费开支要尽量节省，一般情况下不能动用。
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于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为确保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中央书记处特会科没有随中央一同进京，而是于1949年3月底才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当时用了七辆大卡车。党的特别经费全部放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下库房。特会科是党中央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特设的，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得出结论：党的特别经费，以不搞为好。
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进京后，经营多年的党的特别经费就这样完成了历史任务，做了如下处理：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电影院以及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特别会计科。至于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所以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经过这样的处理，党的特别经费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科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缴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
原载于《四川党的建设》，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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