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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75年毛泽东曾想让邓小平访问台湾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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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75年毛泽东曾想让邓小平访问台湾谈统一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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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75年毛泽东曾想让邓小平访问台湾谈统一
2020-07-07 09:26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到台湾问题时，首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的是更为贴切的“回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决策，为1978年以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毛泽东即开始谋划解决台湾问题。在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也在准备着和平的一手。在朝鲜战争之后，由于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被向后推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转移到了和平谈判上来，并为此付出了长久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建国前后，毛泽东筹划以武力解放台湾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之后，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秘密来访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毛泽东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特别提出还要加上台湾。应党中央的要求，华东局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台湾省政权的组成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当时，台湾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地委、县委的领导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这些人员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7月初，毛泽东与朱德讨论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粟裕、张爱萍：“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加强海军力量，做到中央一声令下，随时歼灭敌人。”1949年10月金门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决心。党中央研究后决定：1950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肃清境内一切国民党残余力量。随着1950年5月海南岛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台湾已为期不远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美国的远东情报处发出哀叹：“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队涣散，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7月中旬，朝鲜战局严重恶化，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遭受严重伤亡，形势急转直下。9月29日，毛泽东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2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却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蒋介石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中国要独立，第二中国要统一。这个统一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了。”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毛泽东认为是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了。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毛泽东要求大家“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8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祖国大陆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高潮，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决心。
中央军委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示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并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1955年初，华东部队开始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岛。尔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部队挥师入闽，与福建部队会合，准备攻打金门、台湾。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台问题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参、众两院通过了《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据统计，美国第七舰队在我东南沿海集结了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妄图干涉我解放台湾。美国的干涉，加剧了解放台湾的难度。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探索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和途径
1950年初，毛泽东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和平谈判的一手。谁担任去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任务呢？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把目光盯在了张治中身上。张治中是国民党大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交往密切。同时，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多次谈判。
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的张治中发出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希望他“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让他来北京商谈这一工作。张治中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曾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其为张治中北上布置沿途护卫任务，可见毛泽东对张治中此行的重视。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终止了与台湾当局的和平谈判。另外，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将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真正将和平方式作为重点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湾，面对2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持是不行的。特别是美国还横在海峡两岸之间干涉中国内政，成为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解放台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祖国统一的大计着想，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探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口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8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对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台立场，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事实，支持我们，扩大我国的影响。另外还可以见机寻求与美国直接对话或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此重任。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讨论，商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们对外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尽早就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撤兵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这一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誉。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2月初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浓厚兴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与海峡两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陆采访，毛泽东曾数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先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来谈话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专门接见了曹聚仁，并作了长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到了台湾问题，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事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意图。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复。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时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指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的说明。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阐述，其要点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
毛泽东巧妙利用炮击金门，和蒋介石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步骤上，先要解放金门、马祖，然后再解放台湾。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战事的发展和美蒋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重要决策。
这一年，蒋介石派兵轰炸我沿海地带，并向美国请求武力帮助，两岸局势顿时紧张起来。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7月12日，毛泽东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的命令。8月17日，毛泽东到北戴河亲自指挥炮击金门战事。8月20日，毛泽东下达炮击金门的决定：立即集中力量炮击金门，把它封锁起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金门，拿下金门指日可待。正在此时，毛泽东突然下达命令：前线各部队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金门3天。这一决定令国内外大为费解。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
金门炮战爆发伊始，美国态度强硬，声称要介入“台海危机”，但其实际行动只是为国民党向金门运送补给的船队“护航”。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美舰护航仅到金门3海里以外，空军并不介入。然而，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使其补给船队屡遭重创，美国“护航”行动连遭失败。美国先是呼吁停火，然后逼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美国此举，一是摆脱自己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二是斩断蒋介石与大陆联系的纽带，以便实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但蒋介石予以坚决抵制，断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撤退金、马”的建议，美蒋矛盾激化。此时，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重新考虑了立即解决金、马问题的利弊。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国共两党“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新决策。
8月27日，对毛泽东意图不知情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前线指挥部的名义连续广播一篇广播稿，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1日，毛泽东从外电中得知这一情况，对总政治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9月3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其中提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这说明毛泽东对台湾问题长久性的充分估计。
10月3日、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指出：“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这就是著名的“绞索”政策。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以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建议举行和平谈判，和平解决。”毛泽东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10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这一条路，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泽东还描述了统一后的台湾状况：“他（按：蒋介石）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来补充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毛泽东在这里明确了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架构。
10月13日，福建前线电台广播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命令》，宣布“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同时指出“这是民族大义”，“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插手台湾的目的，提醒台湾当局当心美国人的毒计；规劝台湾当局，不可屈服美国人的压力。毛泽东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你们长期固守”。这样，对金门“打单不打双”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79年1月1日。
毛泽东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3个文告，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和阴谋，划清了中美两国之间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在台、澎、金、马军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通过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条件隔日炮击的行动，抵制了美国胁迫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兵，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持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局势，也开始松弛下来。
金门炮战中蒋介石反对把金门、马祖与台湾岛割裂开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了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让他（按：蒋介石）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都毁了自己。”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按：蒋介石）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会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的，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是蒋介石做‘总统’好，还是别人做‘总统’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
为了实现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同时采取了另一个行动，请与国共两党高层均有私交的章士钊担负起两岸沟通的责任。在金门炮战硝烟未散尽时，毛泽东嘱托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信，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告诉他。章士钊欣然答应。国学功底极好的章士钊在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尤为欣赏，并亲自将“南天”改为“南云”。
1958、1960年，章士钊两次赴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信息。临行之前，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两岸暂不举行正式谈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触，如互访、通邮、通航、通商的建议。章士钊到港后，引起了海外媒体的种种猜测，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但是台湾当局对章士钊此行没有作出任何积极反映。另外，受蒋介石派遣来大陆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份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政策，开始由“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
蒋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捎话表示赞成。1965年7月，当李宗仁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岛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李宗仁。在谈话中，李宗仁对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感到忧虑。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周恩来适时地将我们对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况，通过有关渠道告知蒋介石，希望他早日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和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等中央常委一致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现在叫蒋介石过来有困难，但问题总要有个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961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台湾归还中国，“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以及中央的对台政策，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科学地概括出“一纲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来指示张治中在给陈诚的信中提出：“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总裁（按：蒋介石）与兄（按：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其意思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一纲”），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四目”是：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给（按：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不互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一纲四目”的科学概括，受到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认可。此后，当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条件时，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当局能够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甚至讲到台湾问题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对台统战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陈诚生前曾通过有关渠道告诉周恩来，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即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陈诚病逝后，在发表的遗嘱中既没有讲“反共”，也没有讲“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曾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历史的遗憾
20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泽东把和台湾当局沟通、恢复和谈的特殊任务交给了92岁高龄的章士钊。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飞抵香港启德机杨。抵港的翌日，章士钊就开始约见旧友。可惜天不假年，一个半月后，7月1日，章士钊在港病逝。章士钊病逝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为国共和谈奔走的老人。许孝炎等人表示要尽快将章士钊带来的中共和谈条件转告给台湾方面。
蒋介石得知章士钊在港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内心深处还是有触动的。一些国民党元老也受到感染。从美国回台湾不久的陈立夫即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他主张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以实现祖国统一。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尽管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行动没有及时作出回应，但是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74年元旦，越南军舰入侵我国西沙群岛。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湾“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越海战爆发后，驻守西沙的中国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同意增派海军，并特别强调：海军经过台湾海峡“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军海军军舰在东海和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这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艘导弹护卫舰在傍晚闪亮地出现在东引岛一侧，向台湾军舰发出信号，准备通过。台湾军方立即向蒋介石请示是否让中共军舰通过。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挥手应允：“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台湾海军打开探照灯，我方的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了默契。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毛泽东对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然而，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未能在生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逝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很快便把台湾问题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到台湾问题时，首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的是更为贴切的“回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决策，为1978年以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作十七大报告时说，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经过两岸人民的努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会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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