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张五常欧阳先生与《娄寿碑》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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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先生与《娄寿碑》
转载 2020-03-13 16:55:21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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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写这系列回忆文字,起笔时我提到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出生的地方。二战后,神州局势混乱,国共之争严峻,不少内地客逃到香港去。作为平南县长的欧阳先生,字拔英,也逃到香港来。因为他曾经帮过我们逃难到平南县郊外的那沙村的一家七口,母亲安排欧阳先生、他的夫人与两个侄儿住在太富街那间公寓式的单位。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离开佛山的华英附小,回港后父亲收到该校的校长的一封信,说我读书成绩太差,要另谋高就,这是把我逐出校门了。有点奇怪,开除一个小学生校长无须亲自写信给学生的家长。后来知道,我家几个孩子进入华英,是因为那里的校务主任,姓吕的,跟我的母亲有点疏远的亲戚关系,所以华英的校长要来信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我逐出校门。
今天回头看,当年离开华英回港是好事,因为过了几年朝鲜战争开始,有几位我在华英认识的同学参与该战事,消息传来皆醉卧沙场。
我写过一九四八年回港后在湾仔书院的一些往事,其中遇到的郭伟民老师让我逃课而还把我升到皇仁书院去。我也写过在皇仁书院遇到黄应铭老师的赏识,见我升不了级还对其他同学说我是特别的。我在皇仁被逐出校门是一九五四年。
我也写过西湾河太宁街的二十七号,在那里遇到的能人异士对我后来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太宁街当时称第二街,而欧阳先生住的太富街是第四街,二者相隔步行约三分钟。流连于太宁街,我久不久跑到太富街跟欧阳先生倾谈一下,而这倾谈越来越频密,一九五四年离开皇仁之后我每星期总要找欧阳先生倾谈三几次。
欧阳先生是我平生认识的对中国文化知得最有深度的人。他喜欢跟我谈风水,论掌相,但他自己是信与不信之间。每天清早他到廉价食肆喝茶,永远是普洱,一盅两件。 做县长时他无疑是个清官,来港时一点钱也没有,我的母亲按月给他一点家用。
跟他谈中国的古文,他认为是上选的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孔明的前后《出师表》,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苏东坡的两篇《赤壁赋》。教我背古文,他推荐一本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东莱博议》。
欧阳先生最擅长的是写书法,精研汉碑字体,而他认为自己写得最称意的是《石门铭》。当时我听到,欧阳先生是广西一带写汉碑的第一把手。多年后我自己对书法有了深入的认识,才意识到盛行于清代的汉碑书法,没有一个写手的功力比得上欧阳先生。是的,我认为那极负盛名的清人金农写的汉代《华山碑》,比不上欧阳先生写汉碑的功力。
跟欧阳先生论书法,他讲的是哲理,跟多年后上海周慧珺老师教的是两回事——周老师教的主要是用笔之道。想当年,欧阳先生喜欢带着我,坐在走得慢的电车的头等座(即上层),票价二角,然后观望路旁店子的招牌展示着的书法。他逐一品评,向我解释什么是可取什么是败笔。他讨厌北魏的碑体,认为是矫揉造作,犯了书法艺术的大忌。
这就带到多年后我爱收藏中国文物的一个重要起点。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在香港嚤啰街的一间旧书店见到一个书法拓本,称《娄寿碑》,据说是从日本回流的。我带欧阳先生去看,他立刻认为是他见过的最重要的汉碑拓本的真迹。那时我已经听到欧阳先生曾经是收藏汉碑拓本的广西名家,只是逃难时没有带到香港来。
该《娄寿碑》封面的题签说明是《宋拓娄寿碑》。要价七十港元,当时是很高的价格了——其他的汉碑拓本当时只卖几块港元。欧阳先生坚持要买下来。他没有钱,我要把自己的零用钱积蓄了几个月才凑够七十港元这个数目。
后来我考查所得,《娄寿碑》无疑是汉碑中的王牌,但众人只是听过,没有见过。再后来我见到清人何绍基藏的《娄寿碑》拓本的复印,字是相同的,但何氏收藏的字体支离破碎,完整的字没有几个,显然是宋代之后的拓本。今天网上也有另一份有龚自珍题跋与很多名家鉴赏章的版本,也说是宋拓,但比我的少了二十四个字,而且字体明显地有别,弱了很多,也跟何绍基藏的不同。
我见到的是汉代的《娄寿碑》没有疑问,但是否仿制而不是宋拓的真迹呢?有三个不同的看法:一位专家说有问题,不敢肯定是真;另一位专家说是宋拓本无疑问,但究竟是不是那经典的《娄寿碑》他不敢说;我自己呢?认为是宋拓《娄寿碑》的真迹无疑问。三个原因。其一是欧阳先生的学问与对汉碑拓本的研究,是远远地高于后来的人。其二是有何绍基旧藏的破碎版本的支持。其三是嚤啰街的那家旧书店的女老板我当年认识,她是专于出售二战后从日本回流的中国书籍。她完全不知道《娄寿碑》是何方神圣。
拓本上盖着两个印章,欧阳先生说用上的印泥是难得一见的上品,不可能是等闲人物盖上去的。其一的篆文为“均初所得海外金石文字”(见附图一)。均初即沈树镛(1832-1873),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学家。其二的篆文为“子垣鉴赏”——查不出“子垣”是谁,但中国嘉德二〇一九年春季拍卖“汉朝侯小子残碑、纸本”上,有同样“子垣鉴赏”的印(见附图二)。
这里我也附上欧阳拔英先生的题跋(见附图三),印章“绿谷樵夫”是他的斋号。跋文如下:
丙申年夏与五常弟于旧书肆中以七十港元得之碑字魄力雄强骨肉洞达他碑殊难与相比真神品也。
绿谷樵夫谨志于香江
这里也附图示范我今天还珍藏着的《娄寿碑》开头的八个字(见附图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被皇仁书院逐出校门,无所事事。我的父亲卧病于养和医院,当时家境好,他住的是一间私人病房。欧阳先生常常到那里陪伴他。一天父亲招我去见他,说:“医生说我还有约两个月的寿命,你读书不成大家都知道。我去世后你可到文来行学做生意。这些日子欧阳先生常来这里跟我倾谈,他屡说你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青年。最近我对你观察多了,认为欧阳先生说得对。有机会你要再读书,因为我平生最佩服的是有学问的人。我对你的改观,已经对你妈妈说了。她会知道怎样做。”
最后要说一个小遗憾。那是我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临行前把上述的《娄寿碑》放在香港西湾河澳背龙村的旧屋中的一个衣柜内。一九七五年回港一行,再找到该《娄寿碑》,却见有些被蛀蚀的痕迹。我立刻拿该碑帖到九华堂去重新装裱,裱得好,但取回时却少了封面的题签。
(《童年的回忆》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