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张五常想象力是培养出来的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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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是培养出来的
转载 2020-04-07 11:40:07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写自己的传记,但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什么人物,不值得勒碑志之。然而,写散文,我久不久提到自己的已往,而比较有系统的有《求学奇遇记》、《〈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蓑烟雨任平生》等几个系列。
这次写《童年的回忆》,是源于一位朋友传来香港西湾河山头的一帧摄于一九六七年的照片。再早上二十多年我是在那里的山头长大的。思往事,我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些朋友,略说在该山头长大的情况。这些朋友哗然,其中一位竟然说我有写《荷马史诗》的本领!我尝试把该英文信翻为中文给同学们看,但动了笔就觉得不妨多写几篇。《童年的回忆》于是写了十篇,这最后的两篇是要写些结语了。
我认为一个人的脑子有三方面不同的功能。其一是记忆力,其二是分析力,其三是想象力。我认为记忆力是天生的,分析力是训练出来的,而想象力则要靠培养而得。这些观点是我这个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的人,凭自己回顾平生的或成或败的经历而获得的意识。
先谈记忆力吧。每个人的记忆力通常都不差,但有些人好得神奇,而且往往在年幼时就显示出来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下象棋。那所谓“十八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之说,是指下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昔日的国际象棋天才费雪,只十岁就走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佳的一局棋。记载说此子的记忆力好得神奇:在他之前的所有名家对局他全部记得!
当然,象棋要下到世界级水平,记忆力不仅要好得近于奇迹,分析力也要大有可观。然而,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想象力于下棋不重要。可以这样看吧:凡是可以谱入今天的电脑、可用方程式处理的玩意,皆跟我在这里要说的想象力没有多大关联。
转谈分析力,其天赋也可在年幼时就展现出来。数学是一个例子。数学的天赋跟下棋的天赋没有关联!很多人认为有,其实没有——这是五十多年前我跟美国的一些师友讨论后大家同意的结论。数学的天赋不重视记忆力,而是重视分析或逻辑推理的本领。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学数,也应该学一点,但要成为世界级的数学人马,没有明显的天赋我劝你不要进军。
音乐也是展现得早的天赋。想想吧,二百多年前,通讯落后,五岁的莫扎特的音乐天赋就名动整个欧洲。早发的音乐天赋跟早发的下棋天赋没有关联,但奇怪地跟也属早发的数学天赋是挂上了钩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音乐与数学的天赋有关,是因为二者皆重视符号的掌握与“量”的相差或相等的感受。
上述之外,在音乐上要有大成,耳朵的听觉要生得特别好。这后者我早知自己有所不逮。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学音乐,也应该学一点,但如果你要成为师级人马,耳之于音有所不逮我劝你不要尝试。另一方面,跟任何艺术的表达一样,要有大成其从事者的品味一定要好。品味这回事的确很重要,我认为不是天生的,有机会我会说得具体一点。
这就带到这里我要说的“想象力”这个主题。我认为想象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成长中培养出来。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曾经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环,应该是。我对物理学完全不懂,但所有我读到的关于爱氏的文字,都提到他的想象力。
严格地说,我认为物理学是难度最高的学问。我不敢谈物理,但经济学则大可一谈——这后者,我不仅认真地操作了六十年,而且当年在美国的师友近于一致地认为我是行内最富想象力的一个。我可举几个简单的示范例子。
例一。写佃农分成,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价厘定。传统的分析说,雇用劳动力,有了一个工资,雇主会雇用某量。佃农分成呢?我见租用土地没有一个租金,就问:那么地主要给农户多少土地呢?
例二。写座位票价,我见当时香港的电影院的戏票炒黄牛,其价较高的优质座位的票永远是先售罄,就问:为什么优座票的定价一般是偏低了?
例三。蜜蜂采蜜的服务是一种产品,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是另一种产品。传统的分析用两条函数方程式处理,复杂得很。我说,二者加起来是一种产品,正如养羊,既有羊毛,又有羊肉。
如上述例子,示范着的想象力,我写的英语论文篇篇皆是,而六十五岁退休后写了近二十年、今天成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差不多页页皆是。好些朋友说读我的文章,读了一段怎样也猜不中下一段会是说什么。他们当然猜不中,因为下笔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段会说什么。
杨小凯曾经白纸黑字地直言,斯蒂格利茨抄袭我《佃农理论》的第四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替我抱不平。其他行内人指出,抄袭我的思想而获诺奖的,不下一掌之数。什么不完整合约、效率工资、卸责偷懒、风俗产权等获诺奖的话题,皆源于我。我懒得回应,因为认为他们连抄也抄错了。
科斯我当然是敬仰的。但他那大名鼎鼎的定律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市场的运作会怎样怎样。我却说,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这点重要,而科斯也认为是对的。对我来说,这项科斯的大错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因为给了我启发,让我后来在《经济解释》中推出今天看有机会名垂思想史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有点可惜,我曾提及那“科斯定律”出现的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个大漏,不是因为上述的错,而是在该文内科斯没有提及奈特。后者于一九二四年提出同样的观点,科斯不可能不知道,少了一个提及奈特的注脚,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指出这件不幸的事。科斯的贡献,因为加进了交易费用,其实很大,只一个提及奈特的注脚就会永远地过了关。
如果我真的有当年在美国的师友说的不凡的想象力,那么今天回顾,这本领是源于年幼时在广西荒山野岭,背着妹妹到处寻寻觅觅的艰苦日子,以及二战后因为读书不成,继续在荒野流浪,或跟香港西湾河山头的穷孩子游玩而需要自己想办法取胜的玩意。年幼时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买过一件玩具,年长后养育自己的一子一女,我也没有给他们买过一件玩具。
回想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为儿女选学校,我逼着要把他们送进英语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放学后回家不用做功课。我要他们想出自己的玩意。大学毕业后女儿要结婚生养儿女,这是她的选择,我不干预,虽然我认为进入研究院她会卓然成家。儿子呢?他要走我的路,以学问为生计。先专于生物与医学,后转医药研究,今天也属世界级人马。我的一位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把他带到美国,教他怎样去钓鱼,今天该外甥在细胞的研究上也卓然成家。
我们三个当年考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都不会在香港有大学收容——我自己连初中也没有过关。然而,我们三个皆凭想象力而在西方崭露头角。我的中学成绩最差,儿子次之。中学成绩最好的是我的外甥,可幸当年香港的大学不收他。奇怪地,我们三个以想象力论英雄,其高下排列刚好跟中学成绩倒转过来!
今天看,我们三个会获诺贝尔奖吗?当然不会。不久前我对外甥说:“你是不会拿得诺贝尔奖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你获诺奖,没有人会说不值得。”他很高兴,因为这些日子获该奖彷佛是中了邪,给行内的众君子骂得死去活来的。尽管我的外甥及儿子今天皆属世界级人马,但要打进将来的史书他们的机会可要比我低一点:年幼时他们可没有在荒山野岭流浪过,想象力因而比我不上!
(《童年的回忆》之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