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瞪眼问妻主席为何要整我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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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瞪眼问妻:主席为何要整我
2020-04-08 09:57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1937年国共实现抗日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蒋介石只同意朱德一人出任指挥,经毛泽东坚持,增任彭德怀为副总指挥。1940年5月,朱德返延安,彭德怀肩负起华北敌后抗战的领导重任。
彭德怀和妻子浦安修在延安枣园(资料图)
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作者:彭德怀传记组,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读书思过,他一边读书,一边联系实际。当前,对全国来说,也对他自己来说,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贯彻庐山会议《决议》。《决议》摆在桌上,他看过一遍又一遍,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那封信,怎么会使得毛泽东这般震怒呢?眼前没有人可以倾吐心曲,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间事情的彭德怀,瞪着眼睛问妻子:
“你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要整我!?”
“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30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就是三七开?”
“为什么这样做法!?这样算账!?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从1929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点燃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星星之火”以来,彭德怀确实是毛泽东在30余年中同生共死的为数不多的老战友之一。
1929年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5军主力转战千里来到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时值国民党政府合三省之师向井冈山发动会剿,红五军毅然担负起守山任务,使装备给养相对困难的红四军能下山转入外线作战。
1930年秋,彭德怀提议由红5军改编的红3军团与由红4军改编的红1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自此,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朱、毛的直接指挥下与红1军团并肩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两支主力。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在张国焘分裂事件中,彭德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长征后期,红军减员缩编,彭德怀主动提出撤销由他创建并指挥的红3军团番号。
接着,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朱德当时被困在张国焘处,便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红军到达陕北,组织东征军进入山西作战,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二人再度并肩作战。1937年国共实现抗日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蒋介石只同意朱德一人出任指挥,经毛泽东坚持,增任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1940年5月,朱德返延安,彭德怀肩负起华北敌后抗战的领导重任。1947年彭德怀临危受命,率2万余装备低劣的兵力抗击20余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进攻,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重任。
1950年,在林彪不出的情况下,彭德怀再次毅然受命,放下他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宏愿,挥师援朝。在长期革命中,彭德怀与毛泽东曾有过意见的分歧,在苏区,还曾因争论拍过桌子。彭德怀倔强直率,敢于坚持己见,有时令毛泽东不快,亦能改正错误,又仍为毛泽东所称道。由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张飞”这一绰号,就可看做是毛泽东对彭德怀这一既是优点又含缺点的性格的称道和谅解。在各个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总是委以重任,彭德怀也不负所托,为革命立下不朽功勋,以辉煌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英明正确。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轻易地用“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3个字给他们30多年的关系作了结论,使他痛苦不堪,无法接受,因此在一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和毛泽东争执起来。他始终拒绝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说法,再次表现了他那只服理不服压的倔强与率直。现在,彭德怀独自住在吴家花园,周末浦安修从师大回来,就会遇到彭德怀向她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提点意见就是不合作?”“为什么共事30多年成了‘三七开’?”
“……”浦安修只有眼泪,回答不了彭德怀的问题。
浦安修是彭德怀的第二个妻子,他们的结合是在1938年秋彭德怀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一年之后。
1928年彭德怀在平江率湘军一个团起义,时值他的发妻刘坤模回乌石老家,此后便音讯不通。在国民党当局的追索下,刘坤模东躲西藏,经过6年的飘泊,无以为生,遂另婚于人。1937年秋,刘坤模从报纸上看到国共重建合作,彭德怀率八路军出师抗日的消息,辗转到延安与彭德怀相见,这时彭德怀仍孑然一身,而刘坤模已生有一女,破镜未能重圆。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次返延安开会,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介绍,与浦安修结婚。
浦安修生长在北平,少年丧母,父亲续娶后去南京谋职,浦安修由大姐浦洁修抚养。大姐赴美留学后,二姐浦熙修就一边念大学,一边在小学教书,供妹妹继续求学。中学时代的浦安修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的一员。1937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交通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浦安修离校赴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由党组织派去延安,后与彭德怀相识。
近年有人著文说,彭德怀为和年轻貌美的大学生浦安修结婚而与刘坤模离异,这是以讹传讹。彭德怀对于他和刘坤模之间的婚姻悲剧,曾说过感人的一句:“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离婚以后,彭德怀仍给刘坤模以兄长般的关怀。浦安修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中和彭德怀第一次相识和交谈时,便深深打动了彭德怀的心。不仅是因为她秀美端庄的仪容,还有更重要的种种: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懂得生活的艰辛;年纪虽轻已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担任交通工作传递党的指示和信息,更证明她勇敢而能恪守纪律。在前方战火催促下,本来无心寻觅爱情的彭大将军向浦安修写了一封作战电报式的情书:“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向她表示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此时,浦安修生长的北平已沦陷敌手,浦安修懂得“愿与你同归”是希望她和他一起上前线,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长期身任军事指挥的彭德怀严守工作机密,对妻子浦安修也不例外,而曾从事地下工作的浦安修对彭德怀的工作也绝不打听。彭德怀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浦安修是一名地方工作干部,彭德怀关心、过问她的工作,她对彭德怀的工作则不去过问,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不了解,她把党内的事情看得很单纯。
第一次使她担心和不安,是在1942年刘少奇从中原回延安过太行的时候。刘少奇对彭德怀负责的中共北方局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和彭德怀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一连几天关着门在屋子里谈话,任何人都不让进去,争论起来声闻于外,情绪激动。但浦安修终究没问过彭德怀怎么回事。虽然这种情况使她惴惴不安,而彭德怀对她也片言不漏。直到她去听刘少奇在离太行前对北方局干部的一次讲话,当刘少奇对太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尖锐批评时,她看到彭德怀心平气和地聆听和记录,心头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1945年延安整风期间,华北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座谈总结华北敌后斗争的经验教训,座谈会演变为持续地对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领导者彭德怀越来越猛烈、过火的批判。会议断断续续开了40天。浦安修常常看到彭德怀在窑洞里转来转去,面色沉重。她听说彭德怀是犯了路线错误,这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事。但错在哪里?她在前线工作了5年之久,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华北座谈会上升到路线问题了,她更为惶惶不安。但彭德怀闭口不言,她仍然恪守纪律,不问,又不敢向别人打听。除已传得沸沸扬扬的“百团大战”问题:什么“百团大战打错了”,“毛主席不知道”,“帮了蒋介石的忙”……其余问题她都不甚了了。1945年5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完之后,整风结束,彭德怀照常工作,她的心也就平静下来。
可这一次,庐山的“暴风雨”是来得太突然了。好好地上山,开了几天会就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究竟怎么回事?直到眼下,她看到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那份《决议》和彭德怀那份“意见书”。为什么一封信会造成一场在她看来是天翻地覆的斗争,没有人给她做解释,而所有她能问及的人在搬出中南海前她能够看到的彭德怀的老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负责干部,都回避和她论及彭德怀的是非,而只劝她和彭德怀“划清思想界线”。
已经是20年的夫妻,她自己也已经从一名新党员、新干部成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了。尽管彭德怀不和她谈自己的工作内容,20年中,彭德怀如果反党、反毛泽东,她还会看不出么!?她在心底对自己说,彭德怀决不会反党,不会反对毛主席!可是,肯定彭德怀组成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的,又是她绝对信仰、绝对崇敬、绝对爱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她该怎么答复彭德怀的问题呢?偏偏,彭德怀又忍不住要向她发出那些她无法面对的问题,她仍然只有用眼泪再加埋怨来回答:
“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那些经济上的事情呢!?”
“你没看到毛主席,不能等一等吗?为什么着急去写信呢!?”
“你不写那封信不就没事儿了吗!?”
“……”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妻子的抽泣和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在延安新婚数日他就急急赶回前方,等不及与她同行。过了两个月他去阳城(山西)开会,与从后方前来找他的妻子不期而遇,惊喜之余发现她走路竟瘸着左腿。原来是途中夜宿,炕小人多,浦安修只有半个身子能躺在炕上,腿悬在炕外,受了寒。晚上,彭德怀用手从一只土碗里蘸着点燃的白酒为妻子搓腿,笑道:“这在行军中是常事,算是你来前方的第一课啰。”
从新婚开始,浦安修便与彭德怀相伴在艰苦和危险的革命征途上。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遭日军奔袭合围,浦安修与大队失散,在山上露宿了三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看到疲惫已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看,你那么瘦,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又是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呵!”解放战争中,浦安修在西北野战军直属队工作,又备历艰险。彭德怀率军援朝,她去前线探望,途中遭美机轰炸受伤。以后,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不禁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善良。
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彭德怀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怒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账的那些是是非非,向妻子说明来龙去脉和事情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彭德怀举出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明并非如此。在绝对崇敬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那些历史“恩怨”,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说出去!千万不能说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她有一个最简单,可以说也是合乎常理的逻辑:“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
“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20年的夫妻出现了不和、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浦安修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进一步“认错”,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已。
“对我彭德怀尚且如此,以后党内要多事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彭德怀步出怀馨堂,仰天长嘘。无垠的星空被四周的屋顶约束,只向他露出小小一片,深邃而不可测。浦安修站在他的身旁,她不愿问他这句话的含意,他也不再说下去,但这句话深深印在浦安修的脑海里,直到“文革”后,她才领会到彭德怀对党内斗争那种不祥的预感和深刻的忧虑。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暗暗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她只得去找杨尚昆。从1939年春到1941年秋,她在杨尚昆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在敌后的岁月,同志间、上下级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杨尚昆受中央之托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安排和日常联系,常借这个关系到吴家花园来看看。“文革”后,杨尚昆回忆说:“我是有工作任务,可以常去,也是想去看看他。”
浦安修壮起胆子找到杨尚昆,流着眼泪问:“我怎么能说得清他们几个人(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所谓‘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关系呢?我要怎样才能划得清界线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呀!”
“你不要为难了,本来他工作的事,你也不知道。”素来既了解彭德怀,也了解浦安修的杨尚昆说,“彭老总的事是彭老总的事,就不要老扯着你了,各是各的嘛。我给师大打个招呼,就不要总是揪住你了,你回去吧。”
杨尚昆仍然和颜悦色。在吴家花园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这样和她谈话了,这使她终生不忘。
过了些时候,当她回到学校时,不再有人要她汇报了,党委会也不再追问她什么了。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浦安修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浦安修,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头在他的血液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分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作。星期天浦安修回来,他不大向她谈庐山的事了。浦安修家里家外都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