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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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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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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2020-05-11 10:0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的这些话抓住了彭德怀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泽东内心想说的话。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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