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江青求维特克夫人树碑立传胡诌乱谈罗曼史
||
江青求维特克夫人树碑立传胡诌乱谈罗曼史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江青求维特克夫人为己树碑立传 胡诌乱谈罗曼史
2019-04-28 09:16 星岛环球网 来源：《党史博览》
核心提示： 江青喋喋不休地讲她的姿色：“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疯狂地追逐我……”我坐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平时高傲、冷漠的江青，现在为了讨好一个年仅34岁的外国妇女，竟然不知羞耻地谈起她的罗曼史，哼粗俗小调，真是大杀风景。我们在场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一见如故，订立契约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
7月19日至9月1日，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此外，会见她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老革命家，是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说：美国人知道宋美龄，却很少有人知道江青。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给美国读者带来震动。
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看到几位大姐会见维特克夫人的简报，又见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她立即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请他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会见维特克夫人的事。
姚文元接到电话后，很快来到10号楼。他们研究后，江青对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我建议也请文元同志参加，请总理安排时间。”
8月12日下午3点钟，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江青和维特克夫人一见如故，两人毫无拘束。江青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你是研究中国的副教授吧？我非常高兴会见你。”
维特克夫人对江青说：“见到你，江青夫人，我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到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我非常愿意写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写你，一定会有意思。”
“是的，”江青接着维特克夫人的话茬儿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谈妇女运动。我可不一样，我的面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讲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文化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本书，有关中国的书。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给你，我给你说，你来写。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主席，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 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你就是第二个斯诺，你也将一举成名。”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人。他在《西行漫记》中第一次忠实地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诗作《七律·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一个杰出新闻记者非凡的洞察力，预言毛泽东“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还揭示了毛泽东“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的奥秘：因为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坚定本质上的活力”、“一种不可思议的特质”。
江青为何在维特克夫人面前谈起斯诺？她的潜台词是：斯诺是一位美国人，3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一举成名。那时，毛主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在西方也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维特克夫人也是一位美国人，如果在70年代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会一举成名。她江青今后也会和毛主席一样成为党内的领袖，也会成为在西方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叫互有需要，互相利用，对双方都有好处。
江青和维特克夫人的这次会见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但江青仍觉得对这位洋女人讨好得还不够，还为她大摆了宴席。冷菜不算，热菜就有8个，外加北京特产——烤鸭。本来是礼节性的会见，结果变成了胡吹乱侃的会谈。
不听劝告，一意孤行1972年8月25日下午4时，江青约维特克夫人到广州远郊老虎洞林彪原来的别墅继续会谈。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科长的唐龙斌负责礼仪，新闻司副局长张颖做具体联络工作，另外还有英文翻译小沈，一位速记员，对外友协的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
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子上，摆开了三张“西北战场图”，长茶几上放着两个可移动的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张颖凑到江青身边，低声说：“维特克夫人对战争没有兴趣。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维特克夫人的签证是28号，不要再延期了。”江青装作没听见，把话题转到衣着上，对总理的意见置之不理。
江青亲热地拉着维特克夫人的手走进会议室，对维特克夫人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作记录了。否则，你既听不完整，记不完整，也记不准确，你注意听就是了。所以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虽然江青承诺把录音带和记录稿将来送给维特克夫人，但维特克夫人怕江青的承诺不能兑现，所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还是不停地在日记本上记录着。
外交部的同志提醒江青：“送录音带的事别说得太肯定了，免得以后麻烦。”江青装作没听见，对着麦克风大讲她在西北战场作战的经过。
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维特克夫人看到“西北战场图”很感兴趣，说：“你这些地图画得那么清楚，连行军时间表都在上边了！但是，你刚才对我说的我却没有记清。”“这些地图都是为你画的，”江青兴奋地说，“你将来写书的时候是有用的。”
会谈进行了5个多小时，江青用丰盛、美味的广东菜肴招待维特克夫人。宴罢，江青接着谈战争：“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夫人几次向陪同她的外交部的同志表示：“我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江青私人的故事。”外交部的同志把维特克夫人的话翻译给江青时，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
江青讲她如何“指挥战争”的故事足足讲了十几个小时，才接着讲她的私人生活。
逸闻趣事，胡诌一气
当讲起自己的名字时，江青说：“我第一个名字叫李云鹤。鹤是一种轻盈美丽的鸟，两条腿很美。我小的时候，两条腿也是细长细长的，所以我父亲给我起名叫云鹤，鹤立鸡群嘛。我的名字和我以后的情况完全一样，我确实出众嘛。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天上有彩云，仙鹤在空中轻盈地飞翔，多么美丽，多么富有诗意。”
“我到上海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看我长得很美，很喜欢我，非要给我起个名字。当然啰，给一个电影明星起名字也是他的骄傲。他给我起名叫蓝平。后来，有人写电影海报时，把蓝平的‘平’写成苹果的‘苹’，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是蛮不错的。蓝色的苹果，与众不同，有新意。平常的‘平’没有特点，没有特殊的意义。以后在电影字幕上和我自己写文章署名，都是用‘蓝苹’这两个字。”
“我现在的名字可不得了啦，国内外都知道。你知道吗，江青这个名字是我到延安时自己起的。大海浩瀚，江水滚滚东流去，多么有气魄。江水是蓝色的，清清的江水，多么迷人，多么有诗意。我最喜欢蓝色的旗袍，线条是很美的。从政治上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江青继续得意扬扬地向维特克夫人夸耀她的名字：“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李进。你读过毛主席的一首很著名的诗词吗？我给你背一背：‘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词是毛主席赠给李进的，李进就是我。”
当讲到自己的家庭时，她说：“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是做大车轱辘的，虽然赚了一些钱，但生活还是很苦很苦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没有吃过好吃的。学校离我们家较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在学校只能吃一两个烧饼，喝一瓶蒸馏水。我的父亲脾气很坏，是一个骂人艺术家、打人专家。他原来有一个老婆，因为不会生孩子，又娶了我的亲母亲。他几乎每天都打骂我母亲，有时把我母亲打得跪在地上求饶，还是不停地打。有时我母亲怕挨打就偷偷地钻进柴火堆里躲起来。有一年元宵节，我父亲把我母亲的一只小手指打断了。母亲实在受不了那种折磨，趁着漆黑漆黑的夜晚，就领着我走夜路回到我外婆家。父亲找到我们以后，母亲又遭一顿毒打。自从那以后，我特别怕走夜路。唉，我现在想起我父亲打骂母亲时的凶相还不寒而栗呢。”说到这里，江青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说：“那种情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江青顿了顿，用手理了理额头的一缕发丝，继续讲她的经历：“我的原籍是山东省诸城县，1914年出生。哪一天出生我不说，保密，因为说出去，怕大家给我祝寿。1929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地主看我有出息，主动出钱把我送到青岛艺术学校学习。之后，他还经常给我捎钱去。学校免费，上学条件比较优越。后来，应一个朋友的邀请，我到了上海搞艺术工作。在那里，我演过《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我演了这几出戏以后，一举成名，走红啦。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我是挺着胸、昂着头进延安城的。”
说到这里，江青停顿了一下，闭了一会儿眼睛，继续说：“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揉了揉眼睛，又指了指维特克夫人，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哎呀，还有一点我没有讲到，请允许我补充一下：30年代，我在上海，虽然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还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主要是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了不起呀！鲁迅对我是很欣赏的，不仅对我演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个人，都是很欣赏的。鲁迅说这是个真正的革命的女性……周扬、夏衍、田汉他们围攻鲁迅，也围攻我。鲁迅逝世的时候，我们文艺界为了纪念他，集会游行，我走在最前面，表达了沉痛的心情。”
接着，江青喋喋不休地讲她的姿色：“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疯狂地追逐我。有一次很有趣，是你们美国人，一个水兵，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在外滩上，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拦住我的去路，向我敬了一个滑稽的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那家伙嬉皮笑脸，走近我，双手伸过来了，想占我的便宜。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的，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开了。你别看我现在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富于感情了。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的，背点给你听听。”
江青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就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一个上海小调：“我呀，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咿呀呵嗬唉……哈哈……”
在广州，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下了命令：“我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们每天都要坐那里认真听，认真学习，好好受教育。”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听她胡诌乱侃，人虽坐在那里，但没有听进去多少。
我坐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平时高傲、冷漠的江青，现在为了讨好一个年仅34岁的外国妇女，竟然不知羞耻地谈起她的罗曼史，哼粗俗小调，真是大杀风景。我们在场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江青为了使维特克夫人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她树碑立传，能早日扬名于全世界，陪同维特克夫人吃山珍海味，一起游览公园，乘火车专列到石湾参观陶器工艺品厂，赠送象牙裁纸刀、特制书签、檀香扇等工艺品，赠送线装《古诗源》、《二十四史》等书籍。她还每天用新鲜的茉莉花、白玉兰做成花环，戴在维特克夫人的脖子和手腕上。我怎么也想不到，平时威风八面、神气十足的江青，竟在一个晚辈面前低三下四起来，真是有辱国家尊严啊！
江青生怕维特克夫人对她印象不深，写书材料不足，一再劝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她对外交部的同志说：“维特克夫人的机票一定要改期，有什么损失完全由我方负担。如果误了她讲课，损失也由我方负担。”
当外交部的同志向江青婉转陈述说“维特克夫人推迟回国不好”时，江青竟然下达了命令：“把维特克夫人的回国日期推迟几天，立即给我去办！”外交部的同志无奈，只好请维特克夫人推迟行期。
就这样，从8月25日至8月31日，前后共谈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共谈了60多个小时。
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就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夫人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这可把整理稿件的工作人员忙坏了，送了一稿又一稿，她均不满意。不满意就改，改了一次又一次。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江青的谈话整理成文。
领袖干涉，立即刹车
文稿送给周总理以后，周总理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底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周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第二天，张颖等有关人员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文稿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会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
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夫人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传记，题目是《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3.5万册，以后又不断重印。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
5月10日，周总理叫秘书赵茂峰给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我打电话，询问江青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录音放在何处，我告诉他放在10号楼秘书保密室的西南角。赵茂峰还说：周总理问你们在那里习惯不习惯，请你们注意身体。后来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看到美国的报道以后，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