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朱德感叹党内斗争：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
朱德感叹党内斗争：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朱德感叹党内斗争：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2020-05-29 09:5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接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最后打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内先后发生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的斗争；1959年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斗争；1965年反罗瑞卿的斗争。朱德因不积极参与斗争、划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总对这种党内斗争感叹不已。
朱德，是1927年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排名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1928年3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史沫特莱称朱德为“红军之父”。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党内先后发生1954年反高岗、饶漱石的斗争；1959年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斗争；1965年反罗瑞卿的斗争。朱德因不积极参与斗争、划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总对这种党内斗争感叹不已。
“谁还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无奈，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朱德在第四组讨论彭德怀所作的检讨时发言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朱德第一天没有发言，第二天第一个发言，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笔者注）的内容而谈。没等讲完，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接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最后打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这位从1928年冬会师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在一起奋斗的老搭档——对党忠诚、为中国革命作了巨大贡献的彭老总，竟遭此不白之冤，朱德对此无奈地感叹：“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揭发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12月2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写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水陆洲著：《红色春秋》第一章第二节“处理罗瑞卿事件”）
继上海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后，1966年三四月间在北京召开会议，又对罗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后，由林彪亲自点将，经毛泽东批准，当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突然受到诬陷，这不能不使朱老总感到迷茫。
上海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北京，由这件事引发了老人对极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感叹。老总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轮流主持”引发的争论
毛泽东“亲自测试”高岗后将其戴上“反党”帽子？
其实，对党内这种随意扣上反党帽子的错误做法，朱德早有抵制。正是朱老总对党内这种不正常风气的不满，多次引来了对自己的无理侮辱甚至辱骂。
1955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作出决议。大会报告谈到高岗的反党活动中说到一条：“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会议决议据此给高岗戴上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帽子。由于在1953年12月的那次会上，朱德也曾表态赞成“轮流”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被认为在“高饶问题”上，老总也是“有账”的。
众所周知，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刘少奇位居第二。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成惯例。1953年12月毛泽东外出休假，何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会对由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事出现不同意见呢？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人们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其实，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出现了分岐。1950年和1951年刘少奇先后对中共中央东北局有关富农的问题，对山西省委有关现在就应削弱、动摇农民私有基础的主张，批评这些都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毛泽东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更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认为这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同时，毛泽东要杨尚昆核查未经他看过而发出的中央文件，严厉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鉴于上述重大背景，这才有对毛泽东外出由谁代理的问题提出讨论，而不是一如过去的惯例直接交由刘少奇主持。那么，1953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的书记处扩大会议对由谁代理一事，是怎样引起讨论的呢？从现有的正式出版物看，有以下几种说法：
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说：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明目张胆地要取刘少奇而代之，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指12月中旬——笔者注），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杨尚昆在谈“高饶事件”的文中说：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苏为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
1953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页下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唯独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
以上几种说法，反映了两种语境，一是毛明确提出由刘少奇代理；另一种是毛以商量的口吻问由谁代理？按一般常态说，毛如以肯定的语气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不可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当毛以商量的口吻提出问题时，会上才可能出现不同意见。而且彭德怀在1962年写申诉时，对这个问题最不会带什么偏见，他的回忆是：“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杨尚昆的说法——毛在试探高岗，进行“钓鱼”，虽不可尽信，但反映的情况显然毛是以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因此，刘少奇才会表示轮流为好，这样才可能出现高岗乃至朱老总也表示赞成轮流的意见。在组织会议上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是合乎党规党法的，以此为由给发表意见的人戴上“反党”的政治帽子，岂不是“欲加之罪”么。(本文节选自《朱德的感喟》一文，原载于2012年第1期《同舟共进)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