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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曾留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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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曾留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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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曾留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2019-04-27 09:59 星岛环球网 来源：党史博览
核心提示： 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陈云同邓颖超一起来到西山。 陈云拍着叶剑英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见解推动“惊雷”
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陈云同邓颖超一起来到西山。
陈云拍着叶剑英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叶剑英很明确：“办法得大家想，靠我怎么成呢？他们把我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也说：“他们那几个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陈云问邓颖超，周总理生前对此有何意见？邓颖超说：“他从来不给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时候党是会一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叶剑英再次问陈云怎么办时，陈云表了态：“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除了党内元老、几位老帅这些“重量级”人物之外，还有一人可谓重要。此人便是“党内秀才”胡乔木，而且胡乔木表达态度和拿出意见也较早。
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发了一篇署名《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文中火药味十足：“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路线头子就是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胡乔木看后吃了一惊。他凭多年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验和斗争习惯，感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
事关国事，他马上找到汪东兴。胡曾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见了汪东兴就将文章拿出一起分析，并明确指出：“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动手啦。应当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搞他一个人不行吧？”汪东兴同意他的分析，也在思索，“搞他一个人，还有别人呢？”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影响很大……
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老一辈领导人纷纷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有关核心人员积极建议，通报情况的人员也很多。
老一辈革命家们主宰了历史的潮流，坚定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带头与“四人帮”斗争的信心，推动了中央采取坚定果断的行动。
汪东兴成为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关键
历史把汪东兴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毛泽东在世时，已将他吸纳到政治局。同时，他还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角色的关键性。
许多材料表明，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矛盾较深。毛泽东生前曾有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便自然、本能地站在了华国锋和老同志一边。
最初，当王洪文在中南海架设电话，让各省、市、自治区与他们那个所谓的“中央”汇报请示，华国锋问起此事时，汪闻听如响炸雷，但他联系一系列反常现象，马上试探华国锋：“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句话激怒了华国锋。他拍着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帅也是副主席嘛！怎么把他架空呢？你马上以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一切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从中知道了华的态度，也知道华将他划入了“我们”的范围，同时知道了基本阵线。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１５名政治局委员、４名候补委员到会。江青像泼妇一样，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大吵大闹。最后，江青要赶走所有“无关人员”，而汪始终未走，他十分警觉，陪着华国锋坚持到最后……
在这期间，汪东兴始终密切关注着斗争的动向和进程。他先是向华国锋汇报了胡乔木等人报告的紧急情况；同时，不断反馈着他对“四人帮”的监视动态，基本上保持着与华国锋的经常性联络和对“四人帮”的全程监控。
汪东兴领命抓捕“四人帮”，是华国锋同叶剑英两次碰面之后作出的决定。在叶第二次到华家，与其确定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时，叶慎重地向华建议：“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这就是叶剑英的高明之处。他让华站出来领头，让华用合法地位全面领导这项行动，而他则担当起全过程的策划和思考。
华国锋慎重地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后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汪东兴一听有叶剑英的参加，便说，“有军队的支持就有把握！”
汪东兴表情严肃而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命运就考虑不上了！”
“好！就这么办！”华国锋眼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诉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这两次都是在汪东兴家中，叶剑英同他个别交谈，共同分析形势，估计“四人帮”的力量，判断他们的动向。
一次，汪东兴建议迅速动手：“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情况非常紧迫。”他还向叶剑英报告了江青找人在钓鱼台密谋、鼓动人写“劝进信”和“四人帮”成员照标准像及扬言要准备庆祝“节日”的情况，建议早早决断。
“不能等了！”叶剑英感慨地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 ，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要以快打慢！”
随着叶剑英“以快打慢”的指示，汪东兴开始着手三项工作：一是以什么理由和形式抓捕；二是派哪些人负责抓捕和抓捕后放在何处；三是抓捕之后以什么形式、方式昭告天下。
那一阵，汪东兴心头如负重荷。他很清楚，自己稍有不慎，党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历史不知将倒退到什么时候去……
几经思考并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汪东兴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利用“四人帮”要毛泽东五卷文稿要得急，建议中央以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引“四人帮”出来一网打尽，这一建议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另外，他组织了一支中央信得过的抓捕队伍，这支队伍后来以漂亮的结局完成了任务；再则，他筹备了抓捕“四人帮”后召开的一个特殊的在京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并在稳定全国中作出了努力。
陈锡联、吴德代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９月底，吴德记得是２９日或３０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５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２００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
“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接下来的日子，吴德便从北京市的稳定来思考一切，同时还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抓捕“四人帮”的几个小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华国锋还交给吴德一项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活动。
吴德清楚华国锋的安排，这时候的陪同，并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稳住陪同对象，一方面要观察监视。每次回来，他都将情况报告给华国锋。
１０月６日下午，吴德刚从华国锋处回来，便又接到华的电话，告知其晚上行动。吴德坐阵指挥，迅速组织卫戍区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和王洪文的秘书金祖敏抓获。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吴德生前回忆华国锋给他讲的一席话，很说明问题：“华要我找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说陈锡联是可靠的。陈锡联将《光明日报》的‘按即定方针办’文章给华看过，陈说这是一个信号。”因此，华信任陈锡联，并依靠他在一线掌握军队。
华给吴讲的只是一部分，叶剑英在同华商量时，也对华交了底，说陈可以信任。实际上，陈锡联将报纸给华看，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是给华国锋一个信号，军队是支持他的。
随着事态发展，陈锡联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开始向部队领导打招呼，不同程度地通报情况，指示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听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１０月５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中，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不仅如此，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陈又协助中央调动部队对上海的“第二武装”进行了威慑，保证了上海权力的和平交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后，陈锡联给予邓小平特殊的关照，并将病中的邓小平接到三○一医院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从叶剑英和其他军队领导处获得解决“四人帮”的信息，特别是叶剑英曾同他谈话，他一直牢记在心。
那是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并受叶委托去看望邓小平之后，叶剑英问他：“当前全国形势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不等李德生回答，叶剑英自问自答道：“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明白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指中央。他马上表态：“这是根本，我一定照办！”
回到东北，他坐阵毛远新发迹之地沈阳，密切关注着黑土地上的动向。毛远新私调部队进京之时，他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和老帅。同时，根据老帅指示，让这支部队原地待令。之后，他又及时掌握毛远新一伙在东北的行动，及时将地方情况报告给中央……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中办“三雄”担起千钧重担
汪东兴事后回忆：在具体组织行动时，我们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位同志。
张耀祠、武建华和李鑫是汪东兴长期的助手，张、李是中办副主任，武是警卫局副局长，都是汪东兴信得过的人。
１０月３日深夜，李鑫在家突然接到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请你马上过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旁边。”
李鑫知道汪东兴找他的目的。在此之前，他向汪东兴汇报了“四人帮”找他索要毛泽东五卷文稿的事情，并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此时，汪东兴一找他，他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马上与妻子告别：“我走了，我这是做杀头的事情！”
他乘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一进门，汪就对他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
汪把李引到家里一间小屋，向他交待任务：“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门，我从外面反锁起来……”
李鑫明白此事关系大局，必须特别机密，这也是必要的，所以他欣然同意，并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由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华国锋认为很好，我们就是要高举毛主席旗帜，这样有利稳定形势，马上表示同意，拟将起草意见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由政治局公布。
从１０月３日到６日，李鑫就在汪家“关”了三天三夜，赶着起草文件，参与商议行动方案的细节。
越是临近行动的日子，工作也就显得越来越细。特别是诱捕的理由很关键，李鑫在这一点所出的主意特别重要：“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抓毛选，要毛选五卷的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汪东兴、李鑫和武建华抓住这个环节进行了思考和推敲，在反复比较中，均认为这个方案可信、合乎逻辑、符合预定的方向，便由汪东兴报告给华国锋和叶剑英，最后获得批准。
汪东兴的另两位助手，张耀祠和武建华进入行动岗位要比李鑫早一天。
所谓早一天，只是在进行具体操作上早一天。在此之前，他们两人都同李鑫一样，多次向汪表明态度、反映情况和交换意见，在思想上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做了充分准备。
１０月２日深夜，汪东兴让值班秘书高成堂叫起张耀祠、武建华，当即命令：“要动手！你们先琢磨一个行动方案！”
说完，他特别强调一句：“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汪家，张耀祠和武建华原地思考方案，就方案中涉及到的地点、形式、人员进行了讨论。
首先是地点。选在怀仁堂，也就是中南海内部。因为王、张、江、姚都住在外面，诱进中南海好控制，影响范围小。
其二是形式。形式用开会的形式，发会议通知。用吸引“四人帮”的会议议题将他们引入中南海。
其三是到场人员。华、叶到场，他们分别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代表中央宣布决定符合程序。王洪文是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发常委会的通知即可在场。姚文元虽不是常委，但可以让他列席。江青在家中解决，因为她身边工作人员几乎不听她的话。另外，毛远新同“四人帮”一并解决。但毛远新有武器，可不到场，就在家中解决。
围绕这么几个原则，最后确定了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最后，涉及中南海内部解决与外部协调问题议论的时间较长：
一是首都的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仍负责原来任务；二是姚文元可能不参加会议，也可以由卫戍区配合到其住处解决；三是警卫局只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市负责。
他们还议论了北京以外的情况，建议中央掌握好军队……
一夜未眠，这个颇费脑筋的方案一直从前一天晚上研究到第二天凌晨４点多。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方案出来了，报华国锋和叶剑英，得到了认可。
１０月３日至６日，中间仅有３天时间，张耀祠和武建华进行了紧急准备。
１０月４日，武建华随汪东兴及其他四人以检查一线战备的名义，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的隔离点。同时，准备了一个行动人员方案。
１０月６日下午３点，汪东兴向两位助手发出命令：照计划当晚行动。
很快，张耀祠和武建华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他们分别领命，张耀祠带一个行动组先解决毛远新，武建华准备三个组配合汪东兴解决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然后，张、武一同解决江青。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中办“三雄”肩负了中央交给的千钧重担！
一支忠诚的战略预备队做后盾
王震是粉碎“四人帮”的拥护者，或者叫“串联人”。
最初，他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保护，是个自由人。后来，他下放到江西。林彪事件之后，他回到三○一医院住院。王震从许多迹象发现“四人帮”忙于夺权的情况后，先找到叶剑英建议采取行动，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联络工作。
首先，他跑到被软禁的邓小平处，将他所知道的“外面”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促成邓小平与叶剑英进行一次会面。
王震的另一位“串联”对象是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促使陈云和邓颖超一起与叶剑英见面共商大计。
王震还“串联”了不少老同志，为粉碎“四人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叶剑英住在西山，他过去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的两位助手粟裕和宋时轮经常上门。有一天，叶剑英问他们：“你们在首都附近还有什么老部下？”
两位将军如数家珍一一报来后，叶剑英指示：“那好！要个别打招呼，提高战备观念，随时准备应付复杂情况！”
两位老将军知道叶剑英所指的“复杂情况”，表示：“一定照办！”
“文革”中早早被打倒、刚出来不久的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多次去见叶剑英，建议“先下手为强”。
总政副主任梁必业也是建议党中央采取“紧急情况”的支持者。由于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为防患于未然，梁必业坚持在第一线，防止了张春桥对军队的插手……
据叶剑英传记人员统计，那一阵，西山叶家成为铲除“四人帮”的联络点和指挥部。先后有一大批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老同志上门反映情况，建议行动。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只有一个要求：速见叶帅！
叶剑英称肖劲光为“急先锋”，在小翔凤驻地与他见面。肖一进门便说：“叶副主席，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了！”
海军如此，空军同样如此。当笔者向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张廷发核实此事时，张廷发将军记忆犹新：“当时，叶剑英同志就是要我们牢牢掌握部队，防止野心家在军队插手！”
据统计，先后在西山和小翔凤叶剑英住处面见和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叶剑英、参与此事的还有：谭震林、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等老同志；三总部负责人还有华楠、史进前等人；空军、海军和其他军兵种还有吴富善、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人；各大军区和外地的则有吴克华、 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坚真等人……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吴忠在１９７５年末就得到邓小平的指示。邓指示陈锡联给吴打电话：“现在中央斗争激烈，有个‘上海帮’的问题，这你是知道的，要有个准备，要特别加强安全警卫工作！”
吴忠心领神会，一直在精心准备。
当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决定解决“四人帮”时，马上想到吴忠。但华是到中央后才认识吴的，他不是很有底，决定亲自找吴谈一谈。
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吴回答得很干脆：“请中央放心，卫戍区绝对可靠，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至于我个人，我盼望这一天已经盼了几年了，早该把这几块臭狗屎从中央扔出去。
除了华找吴谈，叶剑英也指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找吴忠到“密云水库玩”。在静悄之处，苏向吴提了三个问题：“你对‘四人帮’怎么看？如果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你持什么态度？如果要动用卫戍区部队，你能不能保证部队绝对服从华总理和叶帅指挥？”
吴忠在战争年代是苏振华的下级，老首长话很明白，他的态度更干脆。
一切按照安排，陈锡联将吴忠叫到家中，让他将北京卫戍区的指挥权交给吴德统一指挥。从那时起，吴德就每天晚上到吴忠家，两人一同制定方案……
１０月６日，吴德到吴忠家下达中央决定采取措施的指示。接着，又到汪东兴办公室听取了实施方案，晚上８时，吴忠进入指挥位置。
就在汪东兴等人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的同时，北京卫戍区的行动小组也闪电般地开始了行动。整个过程不到１小时，卫戍区先后在市委大楼逮捕了迟群、谢静宜；在全国总工会大楼招待所逮捕了金祖敏。
６７名卫士现场实现民族意志
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内幕反映较多，而具体在现场实施这一方案的中央干部和中央警卫局官兵，则一直是无名英雄。最近，通过中央警卫局的几位老领导的回忆，笔者基本上理出了各行动小组人员的头绪。
负责抓捕现场外围警备的除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外，还有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等。
现场抓捕人员是汪东兴、张耀祠、武建华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和警卫团部队中精心挑选的得力官兵。
第一组，负责解决王洪文。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
第二组，负责解决张春桥。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
第三组，负责解决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组，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
据武建华回忆，他于１０月６日１５时通知４个行动小组和有关人员，集中在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１５时３０分，汪东兴准时出现在行动人员中间，开始战斗动员：“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隔离审查。‘四人帮’结帮拉派，阴谋篡党夺权，对这一点，同志们都有所闻，比较清楚，现在情况发展到了我们非动手不可的时候了！”
“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提高嗓门说，“要求你们必须果断、坚决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大伙发出深沉而又洪亮的声音。
“宣布两条纪律，”汪东兴又接着讲道，“一、要绝对保守秘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予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地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大家明白没有？”汪东兴再问。
“明白了！”
“好！”汪东兴很满意，“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建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待。”
“解散！”这是汪东兴向队员们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但这道命令似乎有点多余，会议虽散了，但人并未解散。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保密需慎之又慎，各行动组统一集中，谁也再没离开。武建华一个组一个组将具体事宜交待清楚后，各组就进入了战前的等待之中……
北京的１０月，已进入日短夜长的时令。１８时，暮色已徐徐降临，行动队员们集中用餐后，于１８时３０分进入了岗位。
１８时刚过，汪东兴先来到怀仁堂，在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后，便迎接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到来。在行动的现场，他们三人第一次面对面聚在一起。正厅只有两张沙发，叶剑英叫汪东兴坐下。汪指了指屏风后他的岗位，拿出了手枪———他是今天的指挥员，也是战斗员。
１９时５５分，王洪文步入怀仁堂。行动人员像饿虎扑食一般冲过去，将王洪文押到华、叶面前。华随即向其宣布中央决定至结束，前后只用３分钟。
１９时５８分，张春桥到达。又是一组队员迅速快捷地将其抓捕，包括华国锋宣布决定，只用两分钟。
解决姚文元也是如此，只是没让华国锋宣布决定而已……
以上三人被相继“解决”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又马上带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１０多名干部，按预案“解决”了毛远新。
大约２０时３０分，张耀祠和武建华带领第三组人员直奔江青住处。
在春藕斋正厅，张耀祠宣读了华国锋、叶剑英命令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没收了保险柜钥匙，然后将江青押走。整个过程，也只有几分钟……
一切完毕后，张耀祠、武建华等人到怀仁堂会合，整个活动只用了３５分钟。
在这次行动中，还有几个未列入行动人员名单的人也在现场，他们是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马锡金和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等人。
据笔者了解，除了怀仁堂现场的一班人马外，还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就是为关押“四人帮”做准备、警卫和服务人员。
据武建华回忆：这项工作在此之前由汪东兴同我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长刘剑一行四人检查确定地点。
据笔者见到的中央领导人接见八三四一部队参加粉碎“四人帮”的照片上，除领导同志外，大约是６７人左右。
另外，笔者感到还有一个人应当记上一笔，此人就是受汪东兴管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在粉碎“四人帮”的整个过程中，张玉凤参与了保护毛泽东的文件、及时反映“四人帮”的动向、并为中央领导人提供了毛泽东对处理“四人帮”和对重用华国锋及其他老同志的指示，这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耿飚、迟浩田和刘西尧领命接管舆论
随着抓捕“四人帮”的成功，一切似乎已经平息，但也不能忽视一段必须记载的插曲和几个相关人物。
众所周知，“四人帮”靠“造反”和笔杆子起家，控制着党的舆论工具，舆论一旦出现问题，则难以出现圆满结局。于是，经叶剑英、李先念推荐，华国锋紧急召见了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
１０月５日下午两点多，华国锋突然召见耿飚，要他到家里见面。在华国锋的家中，华向他说起“四人帮”的问题，话说一半，耿飚就讲：“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笑了：“还没研究呢，你怎么知道要给你任务？”
耿飚凭着军人的敏感，说道：“我已经有所觉察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你这几天呆在家里，不要离开，和我保持电话联系！”他具体地说，“我的秘书和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听出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明白吗？”
耿飚领命，便静坐家中等候。１０月６日晚，华国锋电话来了，让他速到怀仁堂。见面后，华、叶很是兴奋地对他讲：“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卫戍区邱巍嵩副司令员跟你一起去！”
接着，叶剑英又向他交待了“防止内部混乱，防止向外泄密”的要求，让他参照林彪事件后的处置办法行事。最后，他问耿有什么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请华总理写个手令。”华国锋欣然允诺，给中央广播事业局邓岗写了一封信。
是夜，耿飚、邱巍嵩和警备师副师长王甫带人接管了中央电台，并组织电台领导成员十天十夜集体办公，保证了对中央重要媒体的控制……
１０月６日晚，在唐山抗震前线，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让他连夜赶回北京到中南海西楼报到。
“一进门，我就见耿飚……他一把拉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接着就张开双臂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大使的礼虽不习惯，但毫不迟疑也张臂迎了上去！”
正说着，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地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社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
纪向他交待了任务，并告知他：中央决定由耿飚负责宣传口，让他与耿研究。
耿飚向他宣布进驻党报的安排：要他与另一位同志孙轶青进驻人民日报社。
与此同时，很早参加革命、并长期受“四人帮”迫害的刘西尧也接到通知。刘西尧被派到光明日报社。
耿飚宣布完方案，便问迟浩田有什么要求，迟也要一封介绍信。刘西尧也如此。很快，介绍信办好，落款是华国锋。
１０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借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建立毛泽东纪念堂的决定，登出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社论一出，人心大振。耿飚带领的得力干部完成了中央对舆论战线的和平接管。
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上海划句号
“四人帮”虽然解决了，但其根据地尚未动摇。不然，“四人帮”为什么叫“上海帮”呢？
针对上海的问题，中央在封锁其消息的同时，调上海领导到京做工作。不料，上海的“四人帮”死党在获悉“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马上组织武装，发放武器，打出反革命口号，准备与中央对抗，情况紧急。
为此，中央决定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倪志福和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赴上海。
１９７６年，苏振华向在西山“养病”的叶剑英吐露心迹。
一天傍晚，苏振华来到叶剑英驻地，他用一张便笺给叶剑英写了四条：
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把部队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二要抓舆论，设法把“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
三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要注意，不要老住一个地方，要变动；
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频频点头，对苏振华说：适当时候，你当面与华国锋谈谈。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苏振华在紧张地战斗着。事后，苏振华的秘书何庆舟出示了苏振华在１９７６年的工作日志：
１０月２日，看望华国锋。又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
１０月３日，去叶帅处汇报和接受指示。当天与陈锡联商量，分头找有关单位负责人谈话；
１０月５日，同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谈话……
１０月６日晚，苏振华在家等候，半夜被通知到玉泉山开会。一进会议室，他发现没有“四人帮”在场，就明白胜利了！他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当场表态拥护中央的正确决定，拥护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拥护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
１０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派人处理上海问题。
叶剑英说：上海是“四人帮”发家之地，他们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情况复杂。派人进驻上海，要稳定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要抓住揭批，取而代之。
接着，他又说：要派一个有经验，又有地方经验，压得住台的“老家伙”去。
“我建议苏振华去牵头；再把‘四人帮’的老对头、江苏的彭冲也派去。‘四人帮’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领袖吗？我们派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派倪志福去！”
李先念等人支持，华国锋批准。
当时，倪志福生病没痊愈，抓捕“四人帮”之前，他根据华国锋指示，带病监视江青在京郊的活动。“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也紧张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叶剑英态度很明确：“你不要多干，只要你进到上海，哪怕躺在那里。对‘四人帮’帮派势力就是打击！”
而彭冲刚同中央接上海的“一把手”马天水、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武汉军区政委杨得志、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等人的专机一同到京。在飞机上，他见马天水后面跟着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便已明白了几分。到北京听说粉碎“四人帮”，他更是欢欣鼓舞。现在听说派他去上海，他也投入紧张的准备。
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随之紧张地挑选中央工作组人员，研究进入上海后的工作，先后从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审慎选调了１８７人。
中央解决上海问题已是粉粹“四人帮”的尾声。一方面，中央派陈锡联与马天水谈话，争取他觉醒；另一方面，中央工作组悄悄进入了上海。
１０月１８日，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先行赶赴上海。一到上海，就坐阵上海的海军基地，紧紧依靠原中共华东局的王一平、韩哲一等老同志开展工作，很快弄清了上海“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残渣。
但是，苏、倪、彭没有轻易行动，包括“四人帮”爪牙朱永嘉到日本出席会议也未阻拦。
苏振华善用兵，他报请中央让海军在海上组成一道拦截防线，请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带一个军靠近上海附近“拉练”，形成威慑。
倪志福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一到上海就团结真正的工人阶级，揭露“四人帮”的阴谋，组织大家恢复生产秩序。
彭冲地方经验丰富，他领导中央工作组组织上海人民发展经济，安定人心……
“上海市是一千万人民的上海市！”中央工作组一句口号说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１１月１日，上海人民广场，１０万上海民兵集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出席大会。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人民上海。
没费一枪一弹，马上把上海市人民引入了揭、批、查的斗争中。中央工作组隔离３６人，拘留、逮捕２７人，很快瓦解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物和“第二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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