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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文革后期本是副统帅的林彪为何要叛逃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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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本是副统帅的林彪为何要叛逃苏联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文革后期本是“副统帅”的林彪为何要叛逃苏联
2020-06-18 08:59 星岛环球网 来源：《党史纵横》 作者：厚而实
核心提示：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阅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
对于林彪为什么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有不少偏颇之处。出现偏颇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叙述者多限于对零碎史实的“述”而没有在“解”上下功夫，即忽略了对事情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探索。
林彪出逃是有政治背景的，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并且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林彪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是在九大之后，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四条：一是对内政策。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思路：九大之后，要实现安定团结，通过斗、批、改三个阶段，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走上正轨。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很大权力，尝到了“甜头”的林彪集团，不希望马上结束“文化大革命”，也不希望实现安定团结和国家走上正轨。因为那样的话，军队干部就会退出地方各级政权，回到军营(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将归帐，兵回营”)。如果“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他们就可以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林彪集团的人就会从“军”逐步“渗入”到“政”里面去。这一点，从林彪手下的人竭力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就可以看出来。
二是对外政策。当时中苏两国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威胁。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顶住了苏联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和缓的途径。当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派柯西金来中国会谈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决定，自己不见柯西金，而是由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见柯西金。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策略是对的，由于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的北京机场会谈，中苏边境局势逐渐和缓，最终中苏两国没有大打起来，中苏两国人民都免除了一场大战乱。但林彪却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林彪是中国政府里面的“鹰派”(主战派)，他主张与苏联对抗。那时，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将领曾多次滥用毛泽东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不怕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句话是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角度提出的。但毛泽东是战略和战术统一论者，他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对如何对付敌人上，是慎重的。林彪则不赞成毛泽东的策略，他认为，同苏联的军事斗争，是“反修”斗争的重要战线。同时，林彪也不赞成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他认为，不能向美帝国主义妥协。
三是林彪自以为本集团的权力不够大。对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实权。他还认为毛泽东对他不信任，而江青一伙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对此，林彪一伙是不服气的。为了与江青一伙争夺权力，地方上经常发生造反派与军代表之间冲突的事情。在权力分配上，林彪一直认为毛泽东偏袒江青集团。为了使本集团掌握更多的权力，他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掌握更大的权力，特别是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权力。只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更大权力，他们就会自上而下地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叶群说过一句话，最能代表林彪集团的意图。叶群说，林副主席现在有什么权？就管个国防部，其他什么权也没有。九届—二中全会前，叶群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
四是接班人问题。九大党章虽然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他还不算放心。在九大上，毛泽东突然对林彪说，你当党的主席，我当副主席，怎么样？林彪赶紧推辞。林彪认为，毛泽东这样说，是试探他，是对自己不放心的表现。九大之后，有一次毛泽东对林彪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听了这个话，林彪觉得毛泽东已经对自己不信任了，不一定要让他当接班人了，要另换别人了，而且毛泽东所提到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都不是自己的亲信，因此，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默不作声。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视察南方时，还提到这件事。他在8月16日同刘丰等人谈话时说，那次同林彪说了这个意见(指培养30-60岁之间的人当接班人之事)后，他“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虽然越来越深，但在九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二人谁也没有说破。特别是林彪，深谙“韬晦”之道，他在表面上仍然拥护毛泽东，正像后来人们所形容的，他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在九大开过后不久，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重大分歧，就在设不没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二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多次，仍未能统一。实际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更深分歧的不太明显的一种外部表现。最终，二人之间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公开化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实际上也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毛泽东批判的虽然是陈伯达，但其矛头所指，是林彪。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意见基础上统一了思想，陈伯达被责令检查，后被隔离审查。林彪手下几员大将也被责令检查，林彪集团遭受惨败。林彪心中又气又恨。但是，他在表而上还要拥护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林彪发表讲话，他假意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议，可能(开)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开成一)个分开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心情沉重地下了庐山。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对这一点，林彪内心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让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写书面检查，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林彪对这件事要有所表示。林彪对此，抵触情绪是很大的。在庐山上，他告诉手下的人，没有错，不要检讨。下了庐山后，当他看到毛泽东坚持要他们写书面检查时，不得不转而告诉他手下的人写假检查，这就是：在检查中只谈上了陈伯达的当，坚决不谈他们自己搞了什么阴谋。叶群直接告诉林彪手下的大将们：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陈伯达身上，就说是上了陈的当。而林彪自己，则对“批陈整风”一直不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虽然他仍然坚持要拉林彪，保林彪，但在林彪必须表态这个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1970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约汗东兴淡话时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毛泽东还说：汪东兴回北京后，把他对汗东兴检讨书的批示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向他们转达毛泽东的意见：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泽东后来在接见一些地方和军队高级领导人时，也多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但是，林彪一伙却决心与毛泽东对抗，在检查书中，就是不提他们背后的活动，而毛泽东则从庐山会议上他们的表现中，以及从他们交上来的检查书中，发现他们背后肯定有阴谋。毛泽东在叶群的检查书中读到叶群所写的“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时，十分注意，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划了两道横线。毛泽东在吴法宪所写的检查书中看到吴写的“曾经把陈伯达的论天才的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后，在这段话的下面也划了双横线。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还在一则针对北京军区党委的批语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的这则批语实际上就是针对他所怀疑的问题而发问的。就在毛泽东写下这则批语不久，他发现中央军委所属部门并没有传达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的讲话，于是他在]971年2月直接在军委办事组的检查书上批道：“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他们背后有阴谋，是非要搞清楚不可的。
但是，林彪手下骨干分子的检查就是不“深入”，就是不提他们背后搞阴谋这件事。林彪本人不但不表态，还告诉他手下的人，仍然搞假意的检查。林彪后来则干脆离开北京，住到北戴河去。当毛泽东紧紧抓住他们搞阴谋的事穷追不放时，林彪怀恨在心，开始直接对抗毛泽东。
1971年3月29日，毛泽东派周恩来、黄永胜、军委办事组的一些人去北戴河，让他们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同时也向林彪谈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行前，特意交待周恩来：只是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指林彪)一个台阶下。”周恩来到北戴河，住了两天。在两天时间里，他连续同林彪谈话，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一直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只是在最后一天才向周恩来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批陈的指示，还表示，对他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检讨，“很高兴。”当听周恩来说毛泽东对他们(指黄、吴、叶、李、邱)的检查不满意时，林彪“要求”他们“重写一次”。对于中央要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决定，林彪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开这样的会。至于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他避而不谈，毫不认错。周恩来一再说服他，让他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不表示出席，也不表示不出席，就是不开口，实际上是拒绝。
周恩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十分生气。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当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十分气恼。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19日，周恩来代毛泽东给已经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还有毛泽东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查书上的批语，并且向林彪示意：毛主席希望林彪同志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在会上讲几句话。林彪表示：“坚决不讲”，也“不出席会议”。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1971年1月，毛泽东决定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后不久，1971年4月，毛泽东又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查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查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这些措施极为不满和忿恨，并且公开地表现出来了。1971年五一节时，按中央规定，晚上中央领导人要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当华灯初上时，毛泽东按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紧挨着毛泽东坐下。毛泽东坐下后，一边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一边看中央领导人都到齐没有。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按时来到天安门城楼，惟独不见林彪的影子。按以往林彪的惯常做法，他总是先毛泽东几分钟到达，在楼梯口迎接毛泽东。今天，林彪却迟迟不到，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开始有些烦躁。焰火开始后，广场上一片火树银花，群众和专业的文艺团体在广场上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毛泽东却无心观看，他不时地看对面空着的座位，不时地与西哈努克说几句话。隔了很长时间，林彪仍然未到，周恩来有些着急，他让秘书去催促。过了十几分钟，林彪才慢慢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当时天气很热，林彪却还穿着一件军呢大衣。他脸色黄黄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也不同毛泽东打招呼，只是阴沉着脸，不与毛泽东握手，也不同他说话，冷冷地坐下，不抬头看焰火和文艺节目，一直耷拉着脑袋。几分钟后，他起身就走，也不同毛泽东打招呼。这一幕，引起了包括西哈努克在内的中外要人的注意。大家心中明白：林彪已经与毛泽东不和了。实际上，林彪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强硬态度。
林彪感到，他搞的反革命集团即将覆灭，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林彪一伙内部在搞什么阴谋。但是，到底是什么阴谋，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他决定再采取一些新措施，摸一摸他们的底。这些新措施中，与以前不同的是：直接涉及到林彪，公开点林彪的名。
5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向各级领导干部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隐喻地批了林彪)。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引起了林彪的更大不满。他告诉他手下的人，在军队里面，就是不要搞“批陈整风”，也不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和讲话。林彪的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发现，他决定，进一步把矛盾挑开，并且针对林彪，实施“敲山震虎”。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陪同他会见基辛格的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检讨的事，熊向晖据实报告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也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毛泽东听后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还说，他们是搞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泽东还不点名地专门针对林彪说，我历来不主张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搞秘书专政，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还有后台”，“搞阴谋”，“秘书专政”，实际上指的就是林彪。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是说给林彪听的。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这些话来敲打林彪。
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的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毛泽东说的“瞒了三个”常委，是指林彪和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搞地下活动)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就是说，庐山这场斗争，对象实际上是林彪，并且认定林彪他们在搞鬼，搞阴谋。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是用“敲山”的办法，来“震”林彪这个“虎”。
但是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阅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在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小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正。”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林彪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上述信息后，他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已经发现他们在搞阴谋了，并且把问题看得很重。他们的小集团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但是，此时林彪还心存一线希望，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掌握他们搞阴谋的实据。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毛泽东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汜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查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词‘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毛泽东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是相当严重的，他曾经说：庐山上林彪等人搞的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分量是相当重的，他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认为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指出林彪等人搞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反对九大路线，急于夺权。这是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让步。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活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于毛泽东在南巡时要分化林彪集团的人，因此他也要找林彪集团的人谈话，这些人便很快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通过林彪死党报告给了林彪。林彪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内心是惊恐的。但是，他对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知道得不太详细，就让他的亲信死党继续打听详情。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从周宇驰、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详细内容。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其死党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淡话内容。他秘密向林彪报告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上纲比以前更高了；矛头对准了林彪。
听到李作鹏的报告后，林彪进行了分析。他知道毛泽东把问题上升到路线高度的分量，更知道路线斗争中反面头头的下场。他还注意到毛泽东的淡话中说到的：这件事没有完，还要抓后台。此时林彪内心已经十分清楚，毛泽东不光是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在搞阴谋，而且一定会把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查清楚。他们这个集团灭亡在即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决心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厂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
8日当天，林立果、周宁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说，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在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定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
林彪曾有两个选择，当第一个选择落空时，他只能选择第二个——出逃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不肯束手就擒。他此时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
林彪首先着手实施南下广州的计划。广州是林彪长期经营之地。四野南下解放广东后，许多四野干部安排在广东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建国初期林彪担任中南区第一号军政领导人时，又在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省安排了大量亲信担任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此后，林彪又不断在广东安插亲信，因此，广东及南方一些省份，是林彪亲信最多且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地方。林彪打算南下广州后，利用他在那里的关系，造成地方武装割据局面，分裂党，分裂国家。林彪按此计划，让林立果向林彪死党传达了他关于南下广州，武装割据的计划，并且宣称：“如果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林彪的死党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林彪死党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根据林彪的计划，拟定了南下广州的名单，名单中有林彪、叶群、林立果、林立衡，还有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名单上的人，分别乘飞机飞往广州。为使林彪一家能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林彪在空军的死党还秘密调了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林彪、叶群从北戴河用电话直接同广州的死党联系，也同在北京的黄永胜等人联系，准备同飞广州，一到广州，就实行武装割据，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在这一天下午，他们电话联系达51次。为了掩入耳目，林彪和叶群还于9月12日下午在北戴河为其女儿林立衡举行了订婚仪式，此后又安排在大厅里放映电影。
就在为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时，林立果从山海关驱车到北戴河，顾不上参加他妹妹的订婚仪式，立即钻进林彪、叶群的房间里秘谈。这一切被林立衡察觉，她听到了三人谈话的内容，并且得知林立果、叶群要带林彪离开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乘飞机飞往广州，明天(13日)上午起飞，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在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到广州。林立衡早就知道一点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林彪和叶群的情况，也知道一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点情况，预感到林彪、叶群、林立果的行动中包藏着一个大阴谋，不能不向中央报告。她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听到汪东兴的报告后，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可靠。”
周恩来立即高度警觉起来，他感到这里面有一个大阴谋。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查问“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吴法宪说不知道，周恩来让他立即向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查问。胡称“飞机是执行夜航试飞任务，现在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胡萍把这一情况向吴法宪报告后，吴法宪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吴法宪下令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吴法宪把周恩来的命令秘密报告始了在北戴河的叶群。叶群慌了，于12日晚上11点半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想动一下。”周恩采问：“林副主席准备去哪里？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说：“想坐飞机，空中动。”周恩来问：“你们调飞机了没有？”叶群说：“没有，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再调。”周恩来又问：“林副主席身体好吗？我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副主席。”叶群说：“你来，林副主席会不安的，总理不要来。”周恩来从同叶群的这一段对话中已经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是准确的。他放下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当时山海关飞机场归海军管，李是海军领导人)，告诉李：256号专机不要动，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同下令才能动。周恩来还说，林副主席不要夜航，要夜航，必须告诉我。
而在北戴河的叶群则从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中和不让飞机动的命令中，感觉党中央已经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一向敏感、细致的林彪从这些情况中断定：中央已经对他南下广州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不一会，李作鹏打来电话，向他报告刊司恩来关于只有四个人下令才能动山海关的“二叉戟”飞机的情况，更证实了林彪的这一判断。他不得不放弃第一选择，转而实施第二选择——外逃。
林彪决定外逃的方向是苏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结识了苏联军界和政界的不少朋友，虽然当时中苏两同处于对立状态，但林彪坚信，凭他与苏联宰政界高级领导人的老关系，加上苏联方面会考虑到他是与毛泽东分裂后来到苏联的，是会收留他的，因此林彪才决定逃往苏联。当他听叶群说周恩来已经知道他们要南下广州的阴谋时，林彪急忙令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叶群说：“越快越好。”(林立衡回忆)12日深夜11点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上红旗轿车，急驰山海关机场。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家的轿车开到机场后，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一个往上爬。林彪身体虚弱，爬不动，叶群就在前边拉，林立果在后面推，爬进了驾驶舱。机场工作人员见林彪等人行为反常，就报告了李作鹏，请示如何处理，李作鹏不答复。这样林彪等人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林立果一到飞机舱中，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上机，舱门也没有关好，就下令强行起飞，飞机于零点32分升空，向西北方向飞去。
周恩来得到林彪一家已经上飞机起飞的报告后，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掌握飞机去向，他还让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专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沦到北京的东郊机场还是到北京的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专机上不回答，继续在天空飞行。见此情况，周恩来、汪东兴同时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说后，沉默不语。周恩来马上安排毛泽东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三叉戟”已经在天上飞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了，吴法宪急于立功，从西郊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周恩来转而请示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策动的政变计划和他突然外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对处理此事仍采取慎重态度，他深思了一会，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9月13日1时50分，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已经飞上天的林彪确曾犹豫过，这种犹豫使他“折戟沉沙”
林彪从乘上“三叉戟”升空，到飞出中国国镜，在中国的西北方向飞行了约93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如果直飞蒙古任何机场，或者从山海关直飞苏联西伯利亚任何一个机场，都完全可以做得到，用93分钟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为什么林彪没有直飞苏联或者蒙古？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人注意，当然也很少有人提出。这确实是一个待解的疑团，而对这个疑团，也要通过对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分析中才能解开。
经过分析可以肯定，林彪乘飞机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当他飞上天空时，他开始思考了。在思考中，他有一段时间的犹豫过程。在此过程中，林彪所乘坐的飞机没有选择直向北飞，也没有选择直向东飞，而是令飞机向西北方向飞行，向西北飞，就意味着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南，飞回北京，一个方向是往北，飞越边境。而当林彪飞上天空后，在向南还是向北的问题上却犹豫了。本来已经做出外逃决定的林彪为什么会犹豫？答案要从对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实的分析中去寻找。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中，除了讲了不少批林彪的话外，还有许多话提到：对林彪还是要保，要拉。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在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之前，也一直拥护毛泽东，因此，林彪确信，毛泽东所说的要保林彪的话，是真诚的。另一方面，林彪也考虑到，他下令让林立果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虽然现在还不了解，(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也确实不太了解)虽然他们打算南下广州的计划毛泽东目前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毛泽东早晚是会知道的。这些可都是滔天大罪，毛泽东和党中央知道这些事情后，是难以见谅于他的。于是他开始在飞回北京和飞出边境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了。权衡中，他犹豫了。使他犹豫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周恩来通过调度员向他进行呼叫，让他回来，周恩来还要到机场去迎接他；另一个是毛泽东没有下令派飞机拦截他乘坐的“三叉戟”。他明白，如果毛泽东下令派飞机拦截，是很容易拦截住的，他是飞不出去的。这两个因素也使他费思量。林彪确实在天空中犹豫起来。
正是在这种犹豫中，时间静静地流失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中国西北飞行了93分钟，耗掉了这架“三叉戟”所带的大部分汽油，当“三叉戟”飞出境外，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时，汽油已经耗尽，不得不在温都尔汗的一片草滩上紧急迫降，结果，迫降不成功，飞机起火爆炸，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爆炸中身亡。这就是事后人们常形容的“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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