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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群龙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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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群龙无首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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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谲变的政治局势：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群龙无首
2020-06-14 10:38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
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
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
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很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经提出要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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