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对毛泽东的态度曾发生两次180度大转弯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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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态度曾发生两次180度大转弯
2020-06-03 09:43 星岛环球网 来源:羊城晚报
核心提示: 青年时代: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愤青” 蒋介石少时的理想是游历欧美,“十月革命”后,开始学习俄文。我们通篇看完《孙中山全集》,都找不到“联共”这个词,而在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的是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在重庆谈判时的合影(资料图)
本文系杨天石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演讲节选,整理:赵鹏
杨天石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年潮》杂志主编,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
我是杨天石,很高兴第三次来到广州,跟朋友们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关于蒋介石这个人,对他的两极评价,容易让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蒋介石。通过日记,或许能提供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的全新角度。
青年时代: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愤青”
蒋介石少时的理想是游历欧美,“十月革命”后,开始学习俄文。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曾见过蒋介石写的俄文单词,很是工整。他曾经留学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也很流行,并兴起了一股空想社会主义的热潮,叫“新村主义”,蒋介石曾一度想在家乡浙江奉化进行试验。为此曾经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说过,读马克思的著作竟然“久而久之,竟不忍释卷,越读越有兴趣”“要救中国,关键是要把资本家杀光”。
在苏联的几个月期间,正值列宁病重,他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看到了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的风气盛行,对苏联的政治充满失望。
回国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我们通篇看完《孙中山全集》,都找不到“联共”这个词,而在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的是蒋介石。至于为什么北伐后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权之争。
抗战时期:一度想合并共产党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让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到1937年的十年间,国共两党一直在围剿与反围剿之中撕扯。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1937年2月,他在日记中破天荒写道:“(我们要)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以本党为中心,吸收余党。”对待共产党使用了“收容”一词,表露了他想合并共产党的想法。
日本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侵略中国,曾多次派人找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介石合作。对此,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敌人(日本)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望以本党本人为刽子手,希望国内自相残杀,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我要严防。……(以后)对共产党要放宽,使尽其所能事(打击日本侵略)。”
内战时期: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曾想扣留毛泽东
日本投降当夜,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了七封电报,命令各地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蒋介石见状急忙发了一条电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日军只可向国军投降。对抗战胜利果实的分割,成了国共两党新的争夺点。
这时,蒋介石电请毛泽东。毛泽东到重庆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极高礼遇。蒋介石当时制定的对毛政策是“诚恳、忍耐”,并提出让共产党削减军队,编制限制为12个师,而毛泽东则提出要保留48万军队,保持在华北五省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大为震怒,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极诚对待毛(泽东),毛据此提条件……‘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
后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四字方针变成了“扣留、审判”。蒋介石权衡了各方的利益,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汉奸”。
但后来再三考虑,对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四字方针变成了“授勋、礼送”。蒋介石给毛泽东颁发了抗日勋章,“礼送”毛泽东回了延安。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蒋介石因不同意变“总统制”为“内阁制”从而撕毁了政协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改原则”,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日后,蒋介石败退台湾。
台湾时期:“反攻大陆”与民族主义
刚败退台湾期间,蒋介石拟定了数十个反攻大陆的计划,甚至还起草好了反攻时的“告中共士兵书”。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开始跟苏联方面接触,共谋推翻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当时驻墨西哥的大使陈志平和苏联驻墨西哥大使暗中谈判。苏联驻英国的一个名叫维克多的记者也亲自到了台湾与蒋介石方面进行接触。
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否则清军入关,对于吴(三桂)洪(承畴)之欺诈,当引以为戒。”10月1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个傀儡政权。”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宁可放弃“反攻大陆”的好时机,也不当吴三桂、洪承畴。
70年代后“反攻大陆”无望,蒋介石积极建设台湾,发展科学和教育。后人多认为台湾经济的起飞是蒋经国的功劳,其实蒋介石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有功有过,每个人对他的评价都不一样。有人称他为“人民公敌”,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救星”。蒋介石领导了北伐,领导了抗战,一生坚持“一个中国”,是值得后人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