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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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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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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
2020-06-06 14:41 星岛环球网 主题链接
核心提示： 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
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
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1938年11月底，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
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等等。
1939年4月叶剑英等在湖南省南岳干部训练班时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叶剑英，前排左三为李涛，前排左五为边章五。
193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白崇禧、陈诚担任副主任。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共产党是公认的游击战专家，所以训练班专门邀请共产党员来讲解游击战术。当时，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带领共产党干部30多人参加筹建和教学工作，编写教材、备课、试讲。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国民党部队建立了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战绩却十分糟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海南根据地等。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日军进攻中条山根据地，只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只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实现了对近20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合围。前后不过30天的时间，中条山根据地陷落。
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1944年6月22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练，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
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更令人无语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十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对于打好游击战，共产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有过论述。朱德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白崇禧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然而，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表现却大不相同，这一点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
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而对共产党的评价却是：“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干部担任教官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紧接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1月在南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确定以南岳为大本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政府向应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陈词，并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措施，决定派人去。毛泽东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于是，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教官有李涛、边章五、吴奚如、薛子正等。李涛在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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