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怒斥文革这哪里是革命 是人身污蔑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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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怒斥文革:这哪里是革命 是人身污蔑
2020-05-18 09:59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宁可被打倒,也不愿“亮相”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做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中央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1967年1月,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
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原载《文史参考》 华国锋:风雨人生路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