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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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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组图)
2020-06-15 10:1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核心提示：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总书记一职，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的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教授、“旗手”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初，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旗手”和“总司令”。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是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1938年，陈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陈独秀于四川江津病逝。
“书生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离开常州，先是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又于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翟秋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瞿秋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他写的大量文章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的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其间，他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瞿秋白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这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为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6岁。
工人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宪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他9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宪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常委，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博古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出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
1933年10月，蒋介石政府集结了100万军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先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在遭遇挫折后，又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既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又采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行动的迟缓。最后，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红军上下极大的不满。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开明君主”张闻天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所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从1920年起，张闻天三次出国留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1924年回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闻天又来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掘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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