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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未分胜负之前不能武统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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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未分胜负之前不能武统台湾？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宪之：在中美未分胜负之前不能武统台湾？
——从乔良同志的对台方略感受一些专家的战略思维
宪之 · 2020-05-23 · 来源：乌有之乡
人民战争中起决定因素的“人”，并不是公知标榜的抽象人，而是具体的阶级的人。
在中美未分胜负之前不能武统台湾？
——从乔良同志的对台方略感受一些专家的战略思维
最近，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文章引起广泛关注，作者乔良同志素称前沿军事理论家、著名战略家，在军内外有着很大影响。文章观点关乎国家战略大局，其思维方式过去多年有一定代表性，有必要议论议论。
1
为什么不可“轻率急进”，乔良同志提出如下几个理由：
一，“中国虽已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且是唯一全要素生产国，但同时又是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制造业需求，自身市场亦不能完全消化制造业产品的国家。当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还未摆脱美元约束的情况下，或全球经济与金融还处在美元体系中时，中国的任何决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都不能不考虑这一首要外部约束。”
二，“从岛内情势看，文统无望，只能武统，但台湾问题并非陆台两家的内部事务，美国明摆着要插手其间且也有此实力。按美军设想，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军应不是直接对华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特别是用其海空优势，掐断中国海上生命线，使中国制造业所需资源无法输入，所产商品无法输出，同时通过纽约伦敦两大金融中心，掐断中国的资本链。”
三，“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在于要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也就是说，在中美掰手腕未分胜负之前，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硬着头皮解决，也只能做成一锅夹生饭，让台湾成为我们背上的沉重包袱。因为台海一旦开战，资金全部撤空，企业全都关门，人员全都失业的孤岛，将让我们注多少资金去重振其经济，投多少人力去管理其社会?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
四，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在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
怎么等?“要用美国担心什么你就干什么的方式等，如：要毫不犹豫地继续扩大中国的全要素制造业优势; 要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抵销美元大量注水对中国财富的稀释和洗劫; 要以支持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产业为抓手，把中国优先打造成数字化社会; 要通过军工产业的长尾链效应，既拉动中国经济，又加快军力提升; 要找到最捷径最有效的境外资源获取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的资源瓶颈，也最大程度上压缩外部约束中国崛起的因素，让见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来。”
五，“中国只需要用一次实际行动(什么行动，可以让美国及台湾当局去猜)，向台湾民众也向世界做一次郑重宣示：台湾在中国的"大炮"射程之内，这就是最后的真理……这样，我们才能从美国人强加给中国的解决台湾问题的约束条件下摆脱出来。”
总而言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问题，取决于“中美实力对比”，必须“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才能考虑武统。
2
对于乔良同志的论证，不少同志都提出过商榷意见，这里只想从战略观念上做点质疑。
在中国超越美国之前，如果在美国支持下，蔡英文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地加大台独步伐，比如将太平岛租给美国做军事基地，比如第七舰队重返台湾，甚至重启“共同防御条约”，直至公开支持蔡英文操纵“公投”宣布台湾独立，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要等到“中美掰手腕未分胜负”之后再考虑？
这种战略思维，与“斗而不破”一样，是先将底线明示于敌：你“斗”吧，步子再大一点，我们都不会“破”的，尽管放心。你可以放心插手，在国力超过你们之前，我们不会动武的！
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是“斗而不破”，撞机不会破，炸馆不会破——然而，如果美国人瞅准了这点，“误炸”我们的南海岛礁，如果冻结中国所持国债、将黄金储备转给台湾……那我们是“破”还是不“破”?
在乔良同志的战略思维坐标里，不知能不能找到这方面的答案？
也许，乔良同志会说：不会的。
自己既然亮的底牌，你能担保对手一定按照你的设计出牌吗？
央视的“焦点访谈”说到武统时，嘉宾专家的口径一直是“美国不会为台湾出兵的”。结论与乔良同志虽然相反，但大战略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倒是异曲同工。
按照常规，对待敌手欺凌，只应表示捍卫主权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绝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如果有谁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那他就来试试吧！
急于把参谋部的底线评估告诉对手，不是犯傻吗？
3
按照乔良同志的战略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就不可思议了。
在中共诞生之前，为中国谋解放的先驱没有人敢提出反帝，孙中山搞辛亥革命，还一度期望以利益交换获得日本的帮助，直到晚年才在遗嘱中委婉提出“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原因就是反动势力是在太强大，就事论事看也确实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底气在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动人民群众。如果从乔良同志的战略观念看，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按照这一思维，49年毛主席决策“百万雄师过大江”，包括炮击紫石英号，会招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那都是盲目闯祸。至于抗美援朝，以彼时的差距对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简直是发疯。然而，毛泽东敢了，也胜利了。
1946年斯特朗访问延安时提出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方式，与“技术综合时代”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很难同日而语。
乔良虽也肯定人民战争观念，但在实际上，强调“现在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一个‘技术综合时代’的战争规律已经来临，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为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寻求一个因应强敌的致胜之道”。
二者关系的这种摆法，正如一些并列一样，是很不妥当的。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金融超限战、贸易超限战、生态超限战、新恐怖超限战、网络超限战、经济超限战、文化超限战、外交超限战等形态各异、层出不穷的超限战，已经被现实一再证明”。乔良从当代实际出发，将反霸御侮斗争的外延扩大，是一个难得的贡献，其意义，在往后的中美对抗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这种扩大，着眼点还在实力与技术层面上，在战争形式外延的层面上，人的因素的决定作用、人民的力量，在作者视野中，分量有限。至于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理论的深刻历史内涵，当代先锋略家在心底里，恐怕是视之蔑如的。在战略观念的主流话语里，早已成为绝响。
人民战争中起决定因素的“人”，并不是公知标榜的抽象人，而是具体的阶级的人。他不光有“姓社姓资”，而且还有“姓中姓外”“姓中姓美”的分野。所以，中美博弈，实质上就是两大阶级、两大民族间世界范围的对决。台湾统一，不光是解放台湾，还要解放台湾人民，应该像西藏的农奴翻身一样，乔良分析台湾武统后的治理问题，眼光恐怕还没有从郭台铭们的身上离开。
香港问题的根子，就在于“港人治港”的总体设计，将其作为殖民辉煌的明珠供奉，为改开树立一个光辉样板，准备“五十年后不用变”。“港人”，只是背倚跨国资本的大资本，并不包括下层芸芸众生。
反恐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超限”。恐怖主义，是帝国霸权主义自身长出的毒瘤。从“传统观念”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横行霸道想打谁就打谁，四处播种灾难和仇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才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再者，恐怖势力的发展是霸权资本侵略扩张实用主义利用的结果。再次，“历史终结”“告别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剥夺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抗的精神武器，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空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一段名言：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
因为忽视了“人是决定因素”作用，所以，尽管《超限战》强调“金融战、网络战、法规战、贸易战、新恐怖战等等”，但在实际上，网略一直被对手控制，金融开放不设防，“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导致中兴陷落而华为幸存，“超限”云云并未起到“限”的作用。因为在“超限”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跟着”与“合作双赢”，传统观念叫路线。
也因此，“超限战”才会“战”出“在中美未分胜负之前不能武统台湾”的结论，“战”出“钓鱼岛不是，黄岩岛不是，连台湾都不是核心利益”的论断，“战”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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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同志的台海方略，使人联想到另一位著名战略专家刘YZ同志的相关名言。
“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
“我是军人，但我再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民族内部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我不主张轻易对台湾动武，尤其是玉石俱焚的动武，除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外，就是对战争成本的考虑。”
“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欲不战而胜必先自胜。”“台湾问题既是中美关系的障碍，又是联系中美关系的媒介点……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应当把它和大陆政治与国家体制的整个走向联系起来看。国家统一只有放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才是根本大计。”
刘将军对“扭曲”和“玉石俱焚”“成本”的担心，与乔将军的顾虑，可谓心有灵犀。
不过在“不战而胜”上，刘倒是独领风骚——如果靠“政治体制改革”趋同，不是与“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殊途同归了吗？
两位都曾是风靡一时的军事理论翘楚和战略家，可算是一个时期的主流代表，影响宏深。
台湾问题就是中美关系问题，实际上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点，中美关系的定位关涉战略全局。这里主要想回顾下刘将军战略观念中对美国定位的论述。
许多人对刘将军的关注是从一句影响极大的名言开始的——“打某某是给美国人消气”。这句话横空出世是有点惊世骇俗，对许多人来说是惊诧莫名，但舆论界更多的人则是石破惊天式的震撼和知音脱颖，众口喁喁赞赏唯恐不及。
曾经风靡一时的欢呼赞赏，今天重温恍若隔世，以至于这里引述还顾虑是否“敏感”。
历史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正视历史是为了现实——到底该怎么走？
“打某某是给美国人消气”，“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到1989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
“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其功至伟呵！”——其战略意义怎么评估也不算过分。
学习孔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里也“述而不评”。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一文最具代表性，曾经一时洛阳纸贵。值得重温一下：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少数一些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
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它的干部制度，它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干部制度的局面是，有思想的人决策不了，做决策的人不一定有思想。而美国正好相反，它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它不犯错误。第二，它少犯错误。第三，即使它犯了错误，它也能很快地予以改正。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20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印度对我们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遭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它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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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网略有一篇《评刘 * * 的几篇文章》，署名“学林冲贺龙”2015.05.20 13:29， 转帖发表在 时局深度。作者称，仔细拜读了一番刘的《美国论》、《大国策》、《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和《金门战役检讨》，遂做了梳理点评。下面删去作者评点，仅保留引述，有点像《刘**语录》了。
一．中美关系：
“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的问题。”
“中国是美国近期的敌人，俄罗斯是美国远期敌人”
“我们同美国政府进行的是一场争夺战，争夺人民的战争。这需要我们具有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智慧。举台湾问题为例，应当看到美国政客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政客崇尚霸业，人民崇尚民族自决。政客支持台湾独立，人民未必真反对中国统一。美国人民有其价值观，民主是价值观之一，统一也是。……怎样才能制止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我认为症结还是要从中国内部找。……只有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才能无懈可击。……譬如，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北约说它有确凿证据：我驻南使馆为南军传送军事信息。……这虽是敌方一家之言，但从战争全过程我们的表现来看，美国公众立即就深信不疑。……总的来说它是客观的。”
“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谨记邓小平的话：“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中美之间不搞对抗。”现在对中国而言就是不搞“以美划线”：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赞成，凡是美国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要敢于不如人。……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强者有强者的活法，弱者有弱者的活法。”
“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主动有利。‘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
“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基本做法还是拉你参加它的秩序，条件是你必须遵循它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绝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邪恶”的。……这种秩序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历史上同类霸权要高的原因。……我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有一个以肢解我国为目标、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对华战略？”
“文明之师并不等于是文质彬彬之师。只有战无不胜之师才称得上文明之师。”
“我认为我军不应当把美军定位在对手位置上。“立足于强敌介入”不等于把美军定为对手。”
“中国如果一直和美国敌对下去，要想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是很难的。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冷战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武力不是维持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国家的强大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而军事实力是不能简单转化为经济实力的。……问题不在于别人是否希望自己强大，而在于谁能向自己提供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技术帮助。在此意义上，中国除了西方和美国别无选择。”
“崛起国要发展是对的，发达国家要遏制也是对的。”
二．台湾问题
“今天，在对台湾和平思维几乎用尽，对美国修好各种方法几乎用尽的时候，我们是否可换一种思维进行思考？”
“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
“台湾问题再重要，也只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局部。台湾问题不是战略核心。我们越在意它，就越容易被美国和台湾当局所利用。台湾问题是我党的一笔政治资源，关键看你怎么运用。”
“台湾问题既是中美关系的障碍，又是联系中美关系的媒介点。……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应当把它和大陆政治与国家体制的整个走向联系起来看。国家统一只有放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才是根本大计。”
“台湾今日的政治环境要比往昔宽松得多。多党制为我党政治介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不仅要与民进党打交道，还要与岛内所有的政治力量打交道。利用台湾“民主政治”的特点，把我党的声音在台湾岛内表达出来。”
“中国军队需要政治上的刺激点。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醉翁之意不在台。”
“和平统一，迟比早更有可能。统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前的对台工作要特别警惕和防范新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都鼓吹“救亡”。轻贱造成了轻浮。新左派往往幻想自己站在民族的巅峰，像旗帜那样，即使不飘扬，也具神圣之感。”
三，邻国关系与其他部分从略，就保留两段：
“处理日本事务，我们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和勇气。”
“印度的野心是我国于1962年给予的。那一年，我们掌握了时间，却忽视了空间；取得了胜利，却没有得到实利；赢得虚名，却没有得到公理。金辉说：‘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
中美台海问题当前，举国关注，引述于此，不在评辨是非。古人云温故知新，不过是提醒人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军界高层流行这样的战略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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