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是国际市场生产了中国现在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
是国际市场生产了中国现在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国际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老王社长 2017-03-08 来源:乌有之乡
方方这些地主后代咋早死了的心又活过来了呢?是社会变了。一种社会可以把鬼变成人，又一种社会则可把人再变成鬼。
国际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老王社长
近日，读了郭松民等先生几篇评论老地主家族女儿，“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反攻倒算翻土改的案，“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长篇小说”《软埋》。很好。里面一句评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他说：
“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郭先生跟着说：
“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却是至理名言”
错了。郭先生呀，那时的前地主，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岂止是“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他(她)们个个，那简直是求进步的很，要革命的很的呀!文革那时有个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愤怒的很，绝不愿跟随反动老子作“混蛋”。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方方女士，那时的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一定是跳起来反对“血统论”，支持遇罗克，宣称“家庭出身不由己，革命道路可选择”的，发誓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发誓“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再不信，你请那方方把她当年的作文和文章拿出来看看，那一定都是写得红通通的，绝不会有“人还在，心不死”一说。当然，今天有人为自己洗白说，他们当年都是说的违心话，是要“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不要信这些鬼话。可能有极少几个人，绝大多数，都是真心要以后来果然作了“革命接班人”的xxx、xxx们作他们前途的榜样的，入团、入党、提干、上升(至于xxx们今天心里有无重燃为其汉奸家族翻案之心?只有鬼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今天出身“地主后代”的方方们，或未必出身地主后代，甚或可能出身“革命”家庭的张艺谋、莫言、茅于轼、王长江、陈有西们这些影视家、作家，经济家、哲学家、法律家们，都不再红了，都要骂红仇红，纷纷要用他们的作品反共，声讨控诉共产党的革命罪恶，为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所打倒、推翻和剥夺的一切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官僚反动势力“鸣冤叫屈，哀哀哭坟”，反攻倒算了呢?真的是方方、莫言们从来都“心不死，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么?老王觉得不是。那时的老地主们，大多心是真死了的(据说，特别是抗美援朝胜利，原子弹爆炸后)，而地主们的后代，若方方们，五星红旗下的孩子，则更早已全无此心，一心想“革命”，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了。如此，咋今天早死了的心又活过来了呢?怎么变的?是社会变了。一种社会可以把鬼变成人，又一种社会则可把人再变成鬼。“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共产党邓后近四十年玩“改开”，新兴大地主大资本家遍放眼皆是，且多为先富的“革命后代”，他们为证明自己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就必得质疑乃至否定其父祖辈的革命价值。所谓“挖祖坟”。但这一来，老地主老资本家的后代们不服气了，他们“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心，便随其血缘基因的激活，而燃烧起来。他们想，和说：“既然你们也知道了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合理的，为什么不反省你们共产党父祖辈的革命?为什么要抢掠我们的父祖，剥夺我们的父祖，杀戮我们的父祖?为什么不清算归还我们父祖的土地财产?你们的父祖是共匪，你们今天也是共匪。你们总有被推翻送上绞架的一天!”胡平们早写了这一类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反血统论，曾立志“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遇罗克”、“方方”们今天变回去，要反共了，要“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了的社会风向大背景了。不是昨天“心不死”，而是死了的心今天活了。
但，这还只是四十年“改开”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总趋势。它背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直接利益推动 ----国际市场。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市场化”。它是一种“普照的光”(马克思)，它将一切人们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产品生产者创制的一切，都商品化了,都须投入市场去实现它们的价值和获取利润。出口国际市场，已是今日中国一切产品制作的潮流和大方向。最丰厚的利润，必须在国际市场获得。而要在国际市场卖得好，叫得响，吃得开，获大奖，就必须一切迎合国际市场顾客的需求嗜好，就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利益为旨归，顺应他们的价值观去构思、设计、生产和改进自己的产品，博得他们的青睐。国际精神文化市场今日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嗜好，是贬华和反共，于是，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制作商也便极力去迎合生产出贬华和黑共反共的精神文化作品以供出口，赚取利润。当我们看到中国出口国际市场的衣帽鞋袜、玩具百货都在按照这条路线走时，我们难道可以对中国的影视家、作家，经济家、哲学家、法律家们，他们在制作自己的精神产品时，同样想着出口，同样必得挖空心思去一切迎合国际市场顾客的需求嗜好，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利益为旨归，顺应他们的价值观去构思、设计、生产和改进自己的产品，而感到惊讶和不解吗?国际市场喜爱看到“丑陋的中国人”的影视，张艺谋们便拍出这样的影视，取悦洋人，争个好莱坞大奖，一登龙门票价十倍;国际市场喜爱看到愚昧肉欲的中国人小说，莫言们便去写出这样的小说，果然得了诺奖，为中国作家树了个迎合西方市场需要的榜样;国际市场喜爱读到推崇西方法学思想的中国法律著作，陈有西、贺卫方们便去写这类的著作，，可以吃得开到西方各大学“讲学”，出口镀金再转内销，国内获得粉丝;国际市场喜爱读到有利配合西方经济金融呼风唤雨的中国经济学著作，“茅于轼”们便接过他们预付款去搞“很有背景”的“研究所”，组织这类的著作，好忽悠中国高层推中国堕入殖民地经济圈套;再后，国际市场顾客和社会环境喜爱反共，杨继绳、方方们自然就赶紧迎合构思再加百倍的谣言，写出控诉共产党革命残忍、血腥和“反人类”，杀死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著作小说来。鬼哭神嚎，伤心惨目。杨已经得奖领奖了，方也一定很快可以得西方的什么奖的了。
莫言、张艺谋、陈有西、贺卫方、茅于轼、杨继绳、方方们的作品，也常会与中国残存的革命价值观和老百姓的喜恶爱好相冲突，他们就标榜说，他们是在追求“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国际市场给奖也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样说。骗人了。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到国际市场赚钱的自由罢了。他们都不是“人还在，心不死”反共的，而是国际市场对其产品的要求指引了他们去反共的。也可以说，国际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郭松民文还提起人们注意一个现象，这些所谓反体制“精英”多是体制内人，各类官员。那方方便是什么“主席”。他们诅咒体制罪恶，却不肯“耻食周粟”上首阳山去，偏要端坐在“周朝”“赵家”罪恶的树上，“法相尊严”，食丰厚的罪恶之粟，却又一边锯树。郭松民奇怪问：你们就不怕那树倒下来，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你们一起完蛋?树倒了，你们还能靠反共作品吃饭?那方方还能去青楼卖笑?
其实，郭先生不知道，他们是很懂的。他们很明白他们的反共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市场叫好卖钱，恰是因为共产党体制在中国的存在。且他(她)们还必须是共产党体制内的官。他们的官越大他们的卖价才能越高，他们的反共作品才能越畅销赚钱。所以他们在叫卖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标上他们体制内的官衔不可，哪怕瞎吹。什么：“毛泽东的前秘书”，“毛泽东的前医生”，共产党什么委的前“委员”，中央党校的什么“主任”，共产党什么协会的“主席”，共产党什么研究所的“所长”，共产党什么杂志的“主编”，如此等等。共产党体制内官阶越高，反共才越能被赞“难得开明”，海外市场才越值钱。为何中央党校的反共教授官员比一般学校要出的更多更积极?因为它是共产党培养高层党干的最高学府呀，奥秘就在这里了!所以，他们虽然锯树，但他们还是不会希望这书很快倒掉的，倒掉了，他们什么价值都顷刻没有了呀，什么影视什么书都卖不动了呀，这怎么行?他们还是要坐在树上慢慢锯，“东食西宿”，里外捞钱。直到他们觉得钱赚够了，或自家死了，这树才倒吧，“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2017年3月8日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