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林爱玥公知快憋死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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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快憋死了!
林爱玥 · 2020-05-25 · 来源:林爱玥
那些公知很清楚,和梁艳萍一样,他们的那些小心思是见不得光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根本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因此他们才不能更不敢大声说出来,而只能憋着。
对公知来说,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中国控制疫情的速度那么快、力度那么大、效果那么好了,以至于公知原本一肚子的话硬给憋了回去。
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一个前锋只要进球就是硬道理。什么训练不认真,态度不积极这些屁话只有在进不了球的时候才会成为理由,只要进球且持续的进球,谁会闲得蛋疼去在意认真不认真、积极不积极?
凡事要看主流,这是常识。中国的新冠疫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别说中国此次抗疫基本无可挑剔,就算有些小瑕疵、小问题,在美国等国家面对疫情束手无策的衬托下,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人就是这么现实,大多时候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可想而知,如果中国迟迟没能控制住新冠疫情,就算中国做得再好再多,也不会有多少人满意和感激的,因此,真正让很多原本支持某日记的人变得反对某日记的不是日记本身多荒谬,而是中国疫情控制的足够快足够好。如果中国的疫情像美国一样严重,就算某日记再荒谬十倍百倍,依然会有人会把日记奉为圭臬的。这一点,不能不明白。
道理都是相通的。公知天天都说民国有多好有多“民主”,新中国有多坏有多“专制”,可有一点公知是无法解释的:“那么好那么‘民主’”的民国为何会民不聊生,差点被日本鬼子打到亡国灭种;而“那么坏那么‘专制’”的新中国为何却没人敢来龇牙咧嘴,老百姓的生活还一天更比一天好呢?
这就是真相的力量,公知再巧舌如簧,在现实面前也只能低头。
如果中国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国家,又或者,中国和美国易地而处,中国而不是美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那公知该有多少话要说啊,至少会不厌其烦的强调“体制问题”吧。公知的表现就是这么“实在”,当现实情况是美国的疫情比中国更严重的时候,公知却要么闭嘴要么顾左右而言他了。
公知向来把制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是,现在公知却很少提制度了,不是公知不想提,而是实在说不出口。别的不说,公知不是总说“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吗?可要说“言论自由”,中国比美国至少自由一百倍。中国能容忍某作家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日记,而美国连一个16岁小女孩的日记都容不下,且威胁写日记的小女孩如果不停止的话就要逮捕她的父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人能想象武汉有关部门要是像美国对待那个写日记的小女孩一样对待某作家,会被爆炒成什么样子吗?
当然,公知憋屈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支持某日记的人被扒皮后基本都是惨不忍睹,而反对某日记的人,尽管公知用尽各种方法谩骂威胁恐吓,却始终挖不出任何槽点污点。张伯礼院士可谓旗帜鲜明反对某日记了,而支持某日记的那些人,从水平到贡献,从修养到人格,有一个算一个,连给张伯礼院士提鞋都不够格。
这就是公知面临的现实困境,尽管他们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他们要攻击中国,要为美国辩护,可现实却让他们闭上了嘴巴。谁都知道公知憋得很难受,可公知却只能就那么憋着,没办法,谁让美国等“民主国家”不争气,谁让支持某日记的人屁股上都不干净呢?
以湖北大学的梁艳萍为例,实话实说,湖北大学对梁艳萍够护短了,否则也不可能在“高度重视”的情况下调查了二十多天愣是啥结果都调查不出来,可是,就算湖北大学再护短,他们有胆量说梁艳萍没有问题吗?
不愿说有问题,不敢说没问题,这大概就是湖北大学的现实困境吧。可党纪国法是严肃的,一拖再拖只会让湖北大学更加被动,我觉得本着对学校近百年声誉负责的态度,湖北大学对于梁艳萍的调查应该尽快有个结论了。
其实我挺为梁艳萍不值的,在湖北大学宣布调查梁艳萍后,竟然没有哪怕一个公知站出来旗帜鲜明的支持过梁艳萍,当然,私底下有没有支持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就算私底下支持了吧,起码说明了那些人很清楚,梁艳萍的问题很大,大到他们不敢公开支持的地步。
那么,梁艳萍到底有哪些问题,以至于一向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公知只能忍着憋着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些公知很清楚,和梁艳萍一样,他们的那些小心思是见不得光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根本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因此他们才不能更不敢大声说出来,而只能憋着。
尽管公知憋得很辛苦,都快憋死了,却只能继续憋着!讲真,我真的有点同情公知了,要是公知憋出个三长两短,“制度”岂不是又要背锅了?
跪安吧,一切丑陋却依旧活着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