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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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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张春桥：“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2020-06-08 10:49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说，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学习理论问题时，还要“张春桥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摇动笔杆，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的文章都极力地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反对经验主义。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就在张春桥打断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就批评了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主席还说了“对江青一分为二”，“他们四个人搞小宗派”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之类的话。
会后，江青等人虽然作了检讨，但在1975年秋天开始，“四人帮”更是有恃无恐地越来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批评了“四人帮”。
会后，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动摇，就跑到上海的东湖宾馆，与小兄弟们吃喝玩乐。王洪文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由于东湖宾馆东面是襄阳公园，怕妨碍王洪文的“休息”，连公园早晨做广播体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时距离此地只有几百米，我到公园去时常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
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的时候看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认为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讲的，其他的人很少说话或未说话，更没有展开过讨论。会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但没有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一拖再拖，以至于在他生前都未能解决。
我在预审的时候看到这份记录后，对没有看到的同志说要抓紧时间看一下，对于今后在法庭上和合议时区分罪和错大有好处。不几天，有人去调这份记录看时，保管材料的同志说，已被胡耀邦同志调去了，并说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又多次地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1975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
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针对这两个中央文件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在此还引用了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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