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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位高开低走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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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位高开低走的元老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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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位高开低走的元老
2020-06-01 10:04 星岛环球网 来源：《党史纵览》
核心提示： 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早年投身革命，是党内元老，并且早年都曾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手握重权，但他们在建国后都只担任了与其资历不符的职务。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稼祥、陈昌浩、何长工。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2012年2月2日第16版，原题：《高开低走的几位中共元老》
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早年投身革命，是党内元老，并且早年都曾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手握重权，但他们在建国后都只担任了与其资历不符的职务。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稼祥、陈昌浩、何长工。
王稼祥：七大意外落选是分水岭
王稼祥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团，并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是党内留苏派的代表人物。回国后由于其特殊身份，他担任的职务一路走高，从中共中央的宣传部干事一跃升至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在长征中，他在遵义会议上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毛泽东，之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新三人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权。之后他因病去苏联治疗。1938年王稼祥再次回国，他从共产国际那里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的口信，这一口信被认为是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的最重要指示，王稼祥从这时起更是受到重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不过由于他身体长期不适，并没有从事具体工作。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中，由于被指责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人，加上自身书生气太浓、群众关系不好，原本被中央提名为中央委员的王稼祥意外地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只是当成了候补委员，这对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是个重大打击，从此王稼祥彻底淡出中共核心领导层。建国后他只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外联部部长等职务。
陈昌浩：一场疾病改变一生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曾领导过我军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刘华清等，他便是陈昌浩。陈昌浩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与王稼祥相比，陈昌浩在国内工作时间长，实际工作能力较强。陈昌浩1930年入党，之后与张国焘、徐向前一起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共同指挥西路军西进，却遭全军覆灭，而徐向前与陈昌浩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由于高烧不退，陈昌浩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则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从此两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徐向前回到延安后担任了由红四方面军残余部队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而陈昌浩到达延安后因胃溃疡被送至苏联医治，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后，陈昌浩担任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闲职，陈昌浩“文革”爆发后遭批斗，1967年服毒自杀。
何长工：因张国焘拉拢失宠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何长工在1922年就已入党，他曾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上了井冈山，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毛泽东的“嫡系”。1928年何长工被毛泽东派到王佐部队做政治工作，收编了王佐部队。何长工也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他奉毛泽东之命到韶关寻找朱德部队。之后他曾与陈毅、林彪等共事。
遵义会议后何长工任红九军团政委，曾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在侧翼单独行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红九军团曾受到张国焘拉拢，这也可能是后来何长工不再被重用的重要原因。此后何长工长期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不再担任重要职务。建国后，何长工任工业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务，虽然已是部长，但与井冈山时期的战友陈毅、林彪相比，职务还是相差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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