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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陈毅让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我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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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陈毅让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我有责任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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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陈毅:让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我有责任
2020-05-07 09:29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我被推举当了前委书记。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11年2月24日第6版，作者：苏振兰，原题：《陈毅与薄一波的初次相识》
1943年12月到1944年3月期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薄一波、陈毅先后到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终于见面了。这次接触，给两人终生难忘的印象，多少年后，仍让他们记忆犹新。
据薄一波同志回忆，他比陈毅先到了一步。当时，整风运动已进入总结阶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学习和时局》讲话。大家本着“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精神，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薄一波和陈毅就是在这时认识的。薄一波记得：“初次交谈，谈得很融洽，彼此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薄一波仔细叙述了他在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和在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并谈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对于薄一波在华北的工作，陈毅频频点头，表示赞许。他说：“能够和阎老锡（锡山）合作，绝对有两下子！”听薄一波谈到“缺点”，陈毅不禁也颇有感慨：“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1927年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朱德同志和我带领一部分起义的部队，从三河坝转战到湘南。1928年4月，会师井冈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当政治部主任。我们在井冈山，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但随之新问题新矛盾也产生了。”
讲到这里，陈毅脸色忽然凝重起来。他提到：“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残余。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在解决红军建设问题的同时，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议。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我被推举当了前委书记。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
接下来，陈毅呷了一口茶，神情如释重负地谈道：“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当时，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因为杨殷同志（时任中央军事部长）被捕，军事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管。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认为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恩来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他要我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回到部队后，我就亲自去请毛泽东同志。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原来，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遇到过挫折！”薄一波乍听珍闻内幕，感慨良多。
“是啊！千万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陈毅的这一席谈，让薄一波感到“直抒胸臆，感慨颇深”。
此后，两人交往不断，革命友谊日益深厚。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此时，薄一波到了北京，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虽然人分南北，但依然联系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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