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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这么对待刘伯承和粟裕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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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这么对待刘伯承和粟裕是令人遗憾的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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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上将：彭德怀这么对待刘伯承和粟裕是令人遗憾的
2020-04-28 09:53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华网
核心提示： 刘伯承到底是元帅，与彭德怀军衔级别相同，收到这样的文件后，彭德怀不曾发火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但结局却与粟裕惊人的相似，都成为第一批被打到的高级将领。
1954年10月，粟裕经毛泽东力排众议，亲自提名出任总参谋长后，与军委常务副主席彭德怀成为直接上下级。
由于年龄与作战指挥经历的差异，彭德怀不仅与粟裕在一些战略见解上有意见分歧，加上性情较为暴燥，对粟裕本人也往往出言不逊。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彭德怀都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彭德怀的直接上级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粟裕按照工作惯例与毛泽东的要求，重大事情必须报毛泽东，他的“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写法无疑既尊重了彭德怀，又符合原则要求，自然无可厚非。彭德怀发火，只能说是他个人性格的欠缺，也是他后来悲剧的根源之一。至于他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更是与其长期的统帅身份不符，有些有意刁难的意味了。
无独有偶。与粟裕同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遭彭德怀等人错误批判的刘伯承，之前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在给军委与毛泽东的报告时，也是和粟裕一样处理抬头的。
时为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回忆说：“刘帅对彭帅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主席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
刘伯承显然出于与粟裕同样的考虑，既尊重彭德怀，又符合隔一层上报的工作原则。
刘伯承到底是元帅，与彭德怀军衔级别相同，收到这样的文件后，彭德怀不曾发火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但结局却与粟裕惊人的相似，都成为第一批被打到的高级将领。
钟期光认为,当年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党内军内政治斗争的色彩，而彭德怀难辞其咎。他说：“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
“彭帅1957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帅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如此重大问题，事先事后均未与刘帅通气，急速报告毛主席，……参与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军性的“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迫使重病在身的刘帅进京检讨。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对有些人为尊者讳，有意歪曲真相，将“反教条主义”的主要责任推到林彪身上的现象，钟期光也作了有力地驳斥。他说：“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的煽风点火和捏造诬陷，并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说：‘反对教条主义’是他向毛主席出的主意，是他的‘功劳’；他后来将这一运动推向极端，其动机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但当时的林彪还没有主持军委的全面工作。”
出生于湖南平江的钟期光，是彭德怀的老部下，早年即和他打交道。1928年3月，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党代表的钟期光，参与发动平江暴动后，又护送滕代远进平江县城与彭德怀共举起义大计，并很快爆发了著名的平江起义。
起义成功后，组建以彭德怀为军长的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钟期光则担任平江县委组织部长，随即兼军事部长。1930年7月，钟期光又担任过红五军的秘书长，参与组织红五军攻打长沙的战斗。
他晚年之所以在回忆录中写出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的主要责任，显然不是对彭德怀缺乏个人感情，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回忆录“不虚美，不隐恶”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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