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五次反围剿灭了陈诚王牌十一师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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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五次反“围剿” 灭了陈诚王牌十一师
2020-05-01 10:0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几位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押到龙岗,毛泽东一见张辉瓒就叫人给他松绑。龙岗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仅休息了一天,即奉命移向小布一带,准备打敌右路军剩余的谭道源部。
摘要:1933年3月20日,陈诚的王牌师十一师进入东坡的草台岗,林彪在草台岗设伏,指挥红一军团主力等部队对十一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一师拼死抵抗,我军伤亡惨重。林彪决定动用预备队红九师,李聚奎率红九师冲向草台岗,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十一师群龙无首,很快全师覆没。
第一次“围剿”:林彪俘获了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
1930年10月底,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调集7个师约10万人马,以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杀奔我江西革命根据地。这就是所谓的蒋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罗坊召开总前委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会决定以红一、三军团为主力,共约4万人迎击国民党军。
红军在江西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兵力,待机歼敌。12月29日,张辉瓒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岗,陷入了红军的包围。30日,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林彪率红四军等部队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很快,张部全线溃败,全军覆没。张辉瓒见大势已去,便换上了一套下级军官制服,躲进了万功山东坡的茅草丛中。
林彪下令,兵分几路,围住万功山,一定要抓住张辉瓒。
红四军一战士先是发现了张辉瓒的狐皮大衣,然后在一个山洞前又发现有人影,战士鸣枪警告。张辉瓒从洞中钻了出来,大叫:“不要开枪,我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我要找你们的黄公略军长……”张辉瓒不知道抓捕他的士兵是哪支部队的。
一位战士说:“我们是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张辉瓒大叫道:“我不见林彪,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张辉瓒后来供认:“他不见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太年轻容易冲动,把他枪毙了。”
几位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押到龙岗,毛泽东一见张辉瓒就叫人给他松绑。张辉瓒见来了毛泽东,忙向前行了个鞠躬礼。毛泽东幽默地说:“张师长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张辉瓒表情难堪地低声说:“毛先生用兵如神,张某实在佩服。张某过去就对毛先生钦慕非常。”
接下来,毛泽东与张辉瓒作细致的交谈。张辉瓒一再央求,只要免他一死,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赎命。毛泽东准备让张去红军军事大学当教员。
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得知丈夫被红军活捉后,急得如同热锅里的蚂蚁,四处活动,并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想用巨款赎回丈夫。湖南军阀程潜、唐生智、何键等也都派代表向中共传递信息,要求不杀张辉瓒。蒋介石为挽回其惨败的不利影响,也许诺条件,只要放回张辉瓒,可以让国民党军驻吉安东固前线的第十八师五十四旅全部投降红军,并释放关押的大批政治犯,而且由上海的三家银行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红军急需的各种西药和枪支弹药。后来上海党中央也同意释放张辉瓒。不料,1931年1月28日,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要将张辉瓒和他的部下在一个三千人的大会上进行公审。毛泽东得知情况后,非常忧虑,并指示一定不要杀张辉瓒。那天,方圆数十里的群众背着干粮,高举小红旗,都来参加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声讨声、呼喊声此起彼伏,一致要求杀掉张辉瓒,结果张辉瓒被当众枪决。
龙岗战斗,共歼敌9000余人。龙岗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仅休息了一天,即奉命移向小布一带,准备打敌右路军剩余的谭道源部。谭道源惊闻张辉瓒全军覆没,不敢恋战,向东韶方向逃去,欲向其左路军毛炳文、许克祥部靠拢。
毛泽东见敌左右路军均已成惊弓之鸟,故下令红军于当夜10时对东韶的谭部实施追歼,当谭部进至东韶,还没有来得及在山上构筑起工事,就被我军包围,我军立即四面出击,喊杀声震天,敌军仓惶应战,很快被消灭。混战中,谭本人率少数部卒侥幸逃脱。此战,我军消灭谭部数千人。
这样,红军在5天时间内,在龙岗、东韶接连打了两个胜仗,俘敌1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胜利后的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名诗《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二次反“围剿”:林彪妙计诱敌
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兼总司令,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鉴于第一次“围剿”中“长驱直入”的战法未能奏效,国民党纠集20万大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在西起赣江、东到福建建宁的800里长的地区构建一条弧形战线,分兵4路,于4月初开始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并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匪”。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只有3万多人。以林彪、彭德怀、黄公略等为首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决定依然采取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行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打法。他们将主力隐蔽在东固附近,寻机歼敌。但隐蔽了20多天,不见敌人一点动静。林彪心生一计,叫来一排长面授机宜。
第二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的部下,抓到一位自称是红军排长的逃兵,公秉藩亲自讯问,问朱毛红军主力现在何处?这位排长说红军就在离此不远的东固山中。公秉藩随即向何应钦汇报。5月13日黄昏,红军截获了敌人进军的命令: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经中洞靠拢东固,四十七师王金钰部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次日晨开始行动。
敌人果然中计,林彪率红四军抢先占领观音崖、九寸岭两处要隘。当王金钰的四十七师进入伏击圈时,红四军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出现了上千人白刃拼刺景象,喊杀声震十里之外。同时,陷入红军包围圈的二十八师也被红军冲杀得七零八落,无法逃出包围圈,经过一天激战,共歼灭敌1个师外加1个旅,缴枪5000余支。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化装成士兵趁红军释放俘虏时潜逃。
随后,林彪率红四军和兄弟部队一起,由东固、富田自西向东攻击,在15天内横扫700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五战五捷,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械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又诗兴大发,写诗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围剿”:林彪率红四军三战三捷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匆匆赶到南昌行营,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调集了陈诚、罗卓英、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主力部队30万人马,兵分3路,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围剿”。
此时,红军主力仅3万余人,部队又分散在大闽西,远离老根据地,要对付敌30万大军,自然形势严峻。大敌当前,毛泽东泰然提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从福建西部展开大迂回,绕过整个根据地南部,经过连续10余天的长途行军,返回了老根据地瑞金、兴国。
7月31日,敌陈诚、罗卓英的两个师先于我军进至富田,使我军原定进占富田的计划无法实现。这时,总前委下达命令:部队立即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进发。因为此时敌军四面推进,根据地内只剩下高兴圩及其几十里内尚无敌人。
部队千里回师后,毛泽东就选定了一个伏击敌人的地点———莲塘。莲塘为中路敌军的必经之路。8月6日拂晓,敌上官云湘部的两个师刚开进至该地。林彪指挥红四军等部队开始攻打,我军的前卫连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悄爬进了敌军阵地,接近山顶时,敌人方才发觉。我前卫连一阵机枪手榴弹朝敌阵砸去,并发起勇猛冲击。随后,总攻开始。此战俘敌1万余人,缴获电台2部,活捉敌师长刘春荣及旅团长多人。
红军打下莲塘的当天,林彪就率红四军等部迅速东进,在良村团团围住了敌人的五十四师。由于我军全部占领了良村四周的山头制高点,再由各个山头扑下来,敌军被切得七零八落,无法统一指挥反击,经几个小时的激战,全部被歼。良村战斗结束后,红四军等部队继续向东横扫。
良村距龙岗不远,龙岗驻扎着敌周浑元的第五师。当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残部逃奔到此后,周浑元也不由得心惊胆颤,拼命向南昌行营请求增援。毛泽东见周浑元已在龙岗修筑起坚固的工事,防御体系也比较严密,决定暂不打这支有备而防的敌军,仅派出红三军佯攻,死死的将其钉在原地,而令红一、三军团和红七军向东面的黄陂进发。
黄陂守敌为毛炳文的第八师。自第三次“围剿”开始后,便在黄陂修建了大量易守难攻的工事,自以为红军轻意不敢前来攻取。毛泽东对黄坡之敌采取了三集中的战术———即炮火集中,兵力集中,军号集中。8月11日中午,红军密集的炮火突然打到敌前沿阵地,在隆隆的炮声中;几十支军号同时吹响,在震天动地的“杀”声中,红军各路突击队冲入镇内,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黄陂战斗仅打了1个多小时便顺利结束了。红军全歼毛炳文师4个多团。从1931年8月6日开始11日止,极短的5天时间内,红军一举取得了莲塘、良村和黄陂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
当这迅雷不及掩耳的3次战斗结束后,敌军这才发觉向西寻找红军主力是大错特错,因此,重新调整战术,转而东进。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除留一部兵力牵制引诱敌军向东追击外,主力立即西行,以隐蔽行军的方式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跳出。当时,毛泽东决定的突围方向说来简直令人惊奇———与迎面而来的敌重兵集团作对面穿插。敌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纵队及陈诚、罗卓英纵队分两路杀来,这两路纵队相隔不足20里,而3万红军主力欲从之间穿过,稍有不慎,便很容易被敌合围聚歼。不过,由于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大家都信服毛泽东。
突破敌网后,红军进入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一带隐蔽休整,寻机再战。红军主力向西突围时,担任诱敌任务的罗炳辉红十二军则拉开大步往东而去。他们沿途刷标语,设路标,白天公开打着红旗制造大部队行动的气氛,敌军一路紧咬,追了好一阵子,敌军终于接到准确情报,红军主力在兴国!
敌人摸不透红军的意图,突然开始全线大后撤,毛泽东又指挥根据地军民乘胜追击,各个击破逃敌。9月7日,红军向敌发起总攻。
经过两个半月的奋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军共歼敌17个团,毙伤敌军3万余人,缴获枪械2万余支。
第四次反“围剿”:林彪消灭了陈诚的王牌师十一师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5省“清剿”会议,确定“军事与政治并重”、“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进攻红军“方略”。不久,国民党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他调集81个师,共63万人,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根据战前部署,蒋介石决定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待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以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
1932年7月,国民党以30万兵力,首先对鄂豫皖苏区发动“围剿”。尽管红四方面军4.5万名将士英勇奋战,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四方面军没能取得“围剿”的胜利。10月,除部分红军留在原地继续打游击外,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
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同时,蒋介石还调集10万军队,向湘鄂西苏区进攻。由于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一味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令红军分别把口,困守内线,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致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的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仓促突围西进,向湘赣川黔边境转移。
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得手后,蒋介石即把“围剿”重点转向中央苏区。1932年12月底,国民党集结30多个师,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攻中央红军。
1933年1月,陈诚指挥中路军12个师约16万人,分3个纵队向南丰、广昌一线推进,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闽赣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地区。此时,国民党投入“围剿”中央苏区的总兵力已达三四十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7万人。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担任前敌指挥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与红军总司令朱德虽多次提出应以“运动战”歼敌的正确意见,但苏区中央局仍迭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强攻赣东的南丰、南城,进而威胁和夺取抚州和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2月12日,周、朱在红军主力强攻南丰不利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决定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改强攻为佯攻,以一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黎川运动,以钳制迷惑敌人,而将主力部队秘密转移至根据地东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伺机歼敌。守南丰城的敌人向陈诚求援,陈诚即派罗卓英第八师沿宜黄大道开进救援,并派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指挥沿乐安山路东进救援。
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力隐蔽集中于黄陂以北地区,准备中途伏击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红军悄悄进入伏击地区后,林彪亲率战斗力最强的红十一师据守一道山沟,以防敌人逃跑。当敌五十二师进入我军的伏击圈时,林彪便下达了攻击令,红军冲下山去,将敌人分割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随后,敌五十九师也被我右翼部队包围,经一阵激战被全歼。
1933年3月20日,陈诚的王牌师十一师进入东坡的草台岗,林彪在草台岗设伏,指挥红一军团主力等部队对十一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一师拼死抵抗,我军伤亡惨重。林彪决定动用预备队红九师,李聚奎率红九师冲向草台岗,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十一师群龙无首,很快全师覆没。
至此,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我军共歼敌3个师俘敌万余人。蒋介石对此极为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的地域扩大到湘赣闽粤4省,红一方面军发展至10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第五次反“围剿”:林彪拼死奋战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用于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队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术,以守为攻,趁机进剿,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同时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对占领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红军反“围剿”的形势十分严峻。此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他们完全放弃了红军在过去几次反“围剿”中所采用的积极防御战略和运动战原则,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致使红军在反“围剿”伊始就陷入被动局面。9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江西黎川。博古、李德等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方军收复黎川。红军在洵口取得胜利后,博古、李德等即夸大此战的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贸然命令红军攻打黎川东北的敌人的坚固阵地硝石、资溪桥。结果,红军连战不利。至11月中旬,红军已连续作战近两个月,在敌军主力与堡垒之间辗转往复,东奔自突,不仅未能打败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
1933年12月25日,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李德的指挥下被调往中央苏区北线,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展开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结果,红军损失惨重。这是林彪在反“围剿”中的首败。接着,在凤翔峰战斗中林彪率红一军团再败,伤亡达1100余人。战后林彪上书李德、博古,应改变战术,将阵地战变为运动战,但李德、博古根本不听。
4月上旬,国民党集结11个师,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进攻。“左”倾领导人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等拼命口号,命令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等部队死守广昌。红军将士血战18天,伤2万余人,死4000余人。最后,红军被迫撤出广昌,随后建宁等地也失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被打开。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31个师,分兵6路,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逼进。博古、李德又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应敌。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结果,疲于应付,损失极大。林彪和聂荣臻冒死决定,不遵照李德的命令,打一个运动战。9月2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等部队,秘密运动,预先隐蔽埋伏在温坊附近。然后用少量兵力诱敌第三师脱离堡垒群,当第三师进入伏击圈时,红一军团一阵猛打猛冲,全歼了第三师两个团。第二天,敌第三师残部和第九师闻讯离开堡垒工事又向温坊进犯。林彪指挥部队又将其包围消灭,共歼敌4000多人,俘敌2400多人。接下来,林彪还想再打胜仗,但已没机会了,因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整个败局已定,他也无力回天。
9月下旬,国民党军逼进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等地,中央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在内线作战已无法打破敌人的围攻。此时,红军除了放弃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外,已别无他策。10月10日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8.6万多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转移,开始了艰难的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