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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稀泥不是我的性格也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已有 132 次阅读2020-5-22 13:48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陈云和稀泥不是我的性格也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陈云：和稀泥不是我的性格，又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2020-04-22 08:43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陈云指出: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和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议论，但是应该到毛主席这个地方，到中央来议论一下”。陈云指出:“建设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大问题，这许多问题政治局的同志不了解是不好的。”

毛泽东与陈云（资料图）

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怎样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经历了建国后党内发生的许多重大矛盾和斗争，在处理这些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要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实现党内和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

1953年前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是我们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起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党内斗争，对党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高岗、饶漱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为了达到向党闹名誉、闹地位的目的，他们采取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的做法，运用各种卑劣手段，对党内有能力、有威望或与自己意见不同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行为属于组织上的派别活动和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同无产阶级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高饶事件的出现，对于许多手中握有权力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员来讲，都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

在高饶事件发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陈云以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其突出贡献是:第一，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明确提出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指出:“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也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1］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这是高饶利用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及其出台程序借机发难、制造分裂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中财委的主要领导人，陈云公开反对把薄一波的问题说成路线错误，就把高岗、饶漱石的所谓“批评”顶了回去。第二，揭露高岗分裂党、想当中央副主席的阴谋，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匆忙来找陈云，妄图利用自己曾和陈云长期共事的关系获得支持，谋取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这就暴露了他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但利令智昏的高岗低估了陈云的原则性。陈云及时向党中央揭露了高岗的阴谋，在稍后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1］（p.886）第三，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及时地保护了一批干部。第四，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的责任主要是在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意见。陈云指出:“高级干部在维护党的团结上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在工作上有各种程度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有不同意见不要避而不谈，有意见不谈，就对团结负有责任。以为提了意见不好共事是错误的，经验证明，有意见就提，最后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有意见不提反而不利于团结。” ［2］

政治上的坚定自觉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延安时期，陈云就关注党的团结问题，尤其是党内高层的团结。他曾针对张国焘、王明挟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闹独立的错误做法，多次呼吁要增强党内高层的团结。在1937年召开的党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指出:“现在中央是在帮助张认识自己的错误，张也要帮助党把四方面军干部团结在中央周围，一切对党没有利的事都不能做。” ［3］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他再次提出了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怎么一个团结法?他讲了两条:一是“思想上的团结”，即要求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看问题的方法差不多;二是“互相尊重”，即要在领导机关中互相尊重，不但口头上而且要在事实上尊重。［4］他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是全党团结的基础。如果没有组织上的统一，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就不能巩固，党的团结就不能最终形成。基于这种认识，他在1939年撰写的《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讲话提纲中强调指出:“我们党内不许有小组织，与别党之界限即在此。”“没有什么有原则的小组织、无原则的小组织。从党的原则看（组织的政治上）没有原则的。它有原则———就是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原则。” ［4］（p.183）针对干部里面怕斗争的倾向，他尖锐地批评说:“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 ［5］

执政的地位使党的团结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陈云指出:“中共是有军队与政权的党，更要坚决地反对任何小组织”。［4］（p.183）这除了因为有军队有政权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又不敢讲外，更主要是因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现野心家”。他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6］在他看来，在不少高级干部中，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这部分人往往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严重的是他们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他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严肃指出:“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6］。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处理着极端复杂的国家事务。因此，党内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必要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统一的意见，才能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大跃进”期间，暴露了党内高层在如何进行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矛盾。陈云由于在党内分管财经工作，一直处于矛盾和争论的漩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责难。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一贯高度负责精神，他在争论中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严格遵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规定，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党内高层在八大筹备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只能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发生一些偏差，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这种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矛盾，应该通过实践和说服教育来逐步加以解决。但当时试图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对陈云、周恩来等人的批评背离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正确方法。在南宁会议以前，陈云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依然坚持他倡导的综合平衡的思想。1957年10月中旬，陈云在听取抚顺市委的汇报时指出:“抚顺工业发展的规模要适当，规模小了，发展的有利条件得不到充分利用，对国家是个损失;但规模过大，各方面不能够衔接配合，将来也会造成损失。” ［2］（p.403）

南宁会议是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毛泽东以反对分散主义为题，提出“政治设计院”应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可是国务院财经部门只拿成品，不让中央政治局参加设计，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1］（pp.1120～1121）对此，陈云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他不仅从工作方法上作了认真的自我解剖，而且从执政党建设的原则高度研究总结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一是对如何处理党内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矛盾提出政策性建议。陈云指出: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和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议论，但是应该到毛主席这个地方，到中央来议论一下”。“这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二是对如何加强和改善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探索。陈云指出:“建设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大问题，这许多问题政治局的同志不了解是不好的。”为此，他提出五条具体建议:财经各部门“分头向主席、中央报告”;政府的财经部门有一个人参加到书记处经常反映问题，许多文件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帮政治局滤一道，书记处抓政府的工作;“写短的报告”;“办一个财经的‘零讯'”;“除了政治局的会议以外，还搞另外一个比较活动一点的像座谈会的形式”，讨论财经问题。［1］（pp.1126～1127）

“大跃进”中，陈云既顾全大局、维护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又对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实际的做法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采取纠正和补救措施。1958年6月，陈云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北戴河会议后，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陈云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的基本建设，后来还负责对1959年的钢铁指标的研究确定。1958年12月，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的讲话中指出：注意了“多”、“快”、“省”，这是对的，但是注意“好”不够。也就是说，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有些地方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是不对的。他告诫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这并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面对现实。” ［7］他还力主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1959年5月，他提出钢产量1300万吨、钢材产量900万吨的有一定可靠性的指标。他不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论证了这个问题，而且还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这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赏:“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1］（p.1170）

“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全党逐步冷静下来。全党认识到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后，对原有的政策和计划指标进行调整。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 ［1］（p.1181） 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针对高指标造成的危害，再次肯定陈云、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指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8］ 1961年初，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定对国民经济做出调整。

知道形势困难、要设法克服是一回事，能否科学分析形势紧张的程度、找出正确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另一回事。可以说直到1962年，党内“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7］（p.191）

在党内意见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陈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推动和引导全党认清形势、采取有效的办法克服困难，同时强调从思想方法和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总结教训，教育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实现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在华东、东北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下去调查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在干部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 ［9］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曾请陈云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没有调查清楚不讲话，成为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陈云后来解释说:“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p.1292）表现出他在党内高层意见分歧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既顾全大局、维护核心，又坚持原则、遵守党纪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风范。在他看来，克服经济困难，首先需要端正思想路线，敢于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不要把党内高层在七千人大会上认真开展自我批评这件事的作用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进而，他又提出:“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他还要求把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我们党的老传统，尽快恢复起来。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7］（pp.187～188）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在思想政治原则上出现了长期的分歧和对立，集中表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严重背离了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政策。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有恃无恐，煽动闹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给党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沉重损失，使党的许多干部、党员和非党人士受到了严重伤害。面对这样一场特殊的党内斗争，身处逆境的陈云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自觉、巧妙地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

以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为标志，陈云在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原因是他在探索恢复农业问题的道路方法上，大胆建议调整生产关系，发挥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意见刚一提出，就被扣上“分田单干”的政治大帽子，遭到批评。随后，毛泽东又批给他阅看《波兰农业社会化》和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在不能说服毛泽东接受自己建议的情况下，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同时向中央请假养病。毛泽东在否定了陈云的建议后，又从组织原则上肯定了他提出意见的方式方法。指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1］（p.1325）以后，毛泽东对陈云在“大跃进”中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才能总是给予肯定。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的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10］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少数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说，陈云补了一个学习雷锋的题词，很好，如果陈云同志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10］（p.125）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还说，他对陈云同志很怀念，“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同志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10］（p.130）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还让陈云陪同自己检阅红卫兵，并明确告诉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 ［1］（p.1360）

毛泽东这种信任、倚重和长期“冷藏”式的保护方法，使陈云得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相对超然的态度，又不致被康生、江青一伙屡屡编织的政治陷害所击倒。党内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也要求陈云更加讲究斗争的艺术和方法。他除了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支持和拥护外，还注意通过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身体情况等，以保持、增强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和沟通。迫于形势，陈云有时还需要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做出检讨。但这种检讨从来都是有分寸的，即只讲认识上的“错误”，从不否定自己恪守的组织原则。还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就向毛泽东书面检讨自己在1962年的“错误”。他在信中声明:因为重新分田“是一件极大的事”，所以“只和我的秘书和研究粮食问题的几位同志谈过”，“只向你和中央常委中几位同志提出了这个意见”，“未在别处乱说”。［1］（p.1355）其后的特殊形势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异议。陈云也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进行抗争。较多的情况是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批评和抵制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之时，尽管有毛泽东的特殊保护，陈云及其家人还是数次遭受到冲击，处境堪忧。但当各地组织向陈云调查党员干部的历史问题时，他始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由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和在延安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经历，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收到关于一些领导干部历史问题的调查信件。据原陈云办公室统计，从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陈云收到这方面的调查信件共80多封。其中，1967～1969年三年中有40多封。陈云认为，这些信件直接关系到一批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每一件都必须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要关心、爱护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问题。指出:“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他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5］（pp.55、56）正是基于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护了天津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袁血卒，广东省第一工人疗养院干部吴华友，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中等一批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林彪、陈伯达一伙相继败露后，陈云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启发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增强政治识别力。1970年9月，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对陈伯达的审查，并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问题，指出:“陈伯达的谦虚是假的，实际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个人是虚伪的，伪君子印象很深刻。”“那时认为在毛主席领导下，当文革组长，有进步，跟主席了。” “是不是跟毛主席，我是不大相信他的。” ［1］（p.1391） 10月，他撰写了《我对林彪的揭发》的材料，要求江西省委转送中共中央。他在材料中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与这样叛党叛国投敌的卖国贼势不两立。所谓一贯正确这件外衣，已经剥去了。”接着，陈云就他所知道的林彪的过去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在这份材料的最后，陈云说:“我对林彪过去是相当尊重的。但是也有一种感觉，我从未在会议上听到过他作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谈到他的副主席、副统帅的问题，陈云强调说:“九大的选举没有错，因为当时矛盾并没有完全暴露。这次他的个人主义大发展，竟叛党叛国、逃出国境、机炸身死。矛盾充分暴露了，再来检查他的过去，一贯正确的外衣剥去了，就看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1］（pp.1392、1393、1394）

1972年1月，陈云还在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省直小组会上指出:目标明确、搞两面派耍阴谋，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两个特点。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反党的方式，有公开的，有搞两面派阴谋的，但是更危险的是后一种。”“两面派手法不容易识破;如果容易识破他就搞不起来了。” ［1］（p.1394）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把周恩来看成他们反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罗织罪名，他们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脱离共产党启事”问题上大做文章，多次诬陷和攻击周恩来。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到了“伍豪启事”问题。次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10］（pp.170～171）

四

党的制度建设具有广泛的内容，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把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党的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去，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但是，党的制度建设在较长时期内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以来不完全是靠制度来保证，而更多的是靠领导人的品格和作风起作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很大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并分管中央政法部门工作的党的副主席，陈云深刻总结党执政后处理内部矛盾的经验教训，大力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1979年1月，他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会上开宗明义地宣布:“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p.1513）

在当时，整顿党风的重点，就是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同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这个问题关系到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发扬民主。胜利后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都很对，民主集中制得到很好地贯彻。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一点一点被破坏。后来，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这时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 ［1］（pp.1511～151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7］（p.274）

在陈云的呼吁和推动下，全党对民主集中制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步建立健全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包括: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的选举制度;制定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制度;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调整领导机构和制定领导机构的活动规则;健全党的监督制度，等等。其中，党的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运用。坚持集体领导，是防止个人专断，保证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避免党犯重大错误的有效措施。为了使这一原则具体化、制度化，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了以下几点:一是强调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二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三是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四是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11］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繁重而又复杂的拨乱反正工作。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是非功过。陈云认为这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根本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为此，他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积极引导全党提高认识，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一是提出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和后果区别开来。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防止中国变修，本意是很好的”。而且“当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看来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当然，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适当估价文化大革命。” ［1］（pp.1538～1539）二是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要严格把握分寸。陈云认为，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敏感又复杂，把握好分寸十分重要。他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对这个问题，要平心静气，不能感情用事，要慎重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 ［1］（p.1541）

他还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不用“路线”的提法，指出:“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1］（p.1542）三是提出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重要意见。这个意见，解决了决议起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常委的高度赞扬。因为，党的“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12］

1958年以来，由于在分析判断党内矛盾性质方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被过火的斗争所代替，其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提高思想、解决问题的目的，而且伤害了人，激化了矛盾，破坏了团结，还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局面。为了树立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风气，陈云积极指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善后工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是对犯错误同志采取宽大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林彪、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祸国殃民，罪恶昭彰。同他们有牵连的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在当时很难定夺，需要足够的胆识和智慧。陈云有着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深知对人的处理采取慎重态度，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人的处理，必须服从于、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要以是否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标准。为此，他同意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宽大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经过认真思考，他还提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导原则。包括:“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必须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所有共产党人都能吸取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7］（p.304）

二是主张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启发自觉和实事求是，不能扭住不放。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针对会上有些人对汪东兴等4位犯严重错误同志的检讨不满意，陈云指出: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表示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他还提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考察，既看到他在党内犯的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所犯的错误。［7］（pp.271～272）陈云的发言入情入理，打动了每一位出席会议者，大家都同意给他们提供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条件。在陈云看来，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当然要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要从实际效果出发，要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我教育，自我总结经验教训。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一时认识不到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热心帮助，又要耐心等待，不追不逼，逐步提高认识水平。三是对林彪、江青集团的主犯既区别对待，又不开杀戒。此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堪称开了党内斗争政治文明的先河，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陈云在把握执政党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时，从总体上始终坚持了对思想认识分歧的判断，大框架定得比较符合实际;在处理这些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比较科学、周密、全面的分析，从不搞上纲上线那一套;在对非常时期党内特殊矛盾和斗争的处理上，坚持采取区别对待和给出路的政策，为维护党风党纪和坚持真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4页。

［2］《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4页。

［3］《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4］《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5］《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6］《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

［9］《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10］《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