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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向江青透露人事安排将来谁当总理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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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向江青透露人事安排将来谁当总理邓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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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向江青透露人事安排：将来谁当总理，邓！
2020-05-15 10:28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得到消息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就算了。”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拍板、批准了外交部的议案。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中国政坛消失数年之久的邓小平，紧随周恩来在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中公开亮相。邓小平再次复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但江青却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她十分清楚，无论是名望、资历、能力，自己都根本无法和邓小平相比。当时，一直被她视为篡党夺权最大障碍的周恩来身患癌症，邓小平在她还沉浸在幸灾乐祸的狂喜中突然复出，怎不令她惊恐万分？更令她感到害怕的是，在党的“十大”上仅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邓小平，两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开始参与中央和军队的领导，显示出强劲的上升势头。毫无疑问，身体健康、性格刚毅、敢于碰硬的邓小平将成为继周恩来之后江青一伙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于是，从１９７４年春到１９７５年秋，江青伙同“四人帮”其他成员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连续四次丧心病狂地对邓小平恶意发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胡搅蛮缠阻止邓小平登上联合国讲坛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将在美国举行。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准备采取石油提价措施而专门提请召开的。它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独立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各参加国都非常重视，纷纷派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中国政府也决定派团参加。这是中国１９７２年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重要会议，中国政府在本次会上除了将表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要向国际社会传达我国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也就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因此，必须派出一位在外交和国际经验上享有声望的人率团前往。到底派谁出任代表团团长，世人瞩目。
当时，周恩来身患重病，不宜远行。毛泽东权衡再三，对外交部负责人提议让邓小平当代表团团长，并要外交部给中央写请示报告，还特别叮嘱不要说这是他的意思。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因为邓小平“文革”前多次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与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谈判和斗争，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二是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应该让一个未来将在中国政治舞台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代表中国发言。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是最合适的人选。
周恩来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后表示完全同意。３月，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人选进行讨论，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表示同意外交部的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前往。江青则表示强烈反对。江青心里十分清楚，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国内正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现在又要代表中国政府到联合国“露脸”，必将进一步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增加他的政治资本。她以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不熟悉国际形势、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内工作忙、不安全等等为由，极力阻止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于江青的胡搅蛮缠，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不表态，实际上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出任代表团团长一事没能确定下来。
得到消息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就算了。”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拍板、批准了外交部的议案。事已至此，恼羞成怒的江青仍不肯罢休，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还口口声声地威胁说自己“保留意见”。
毛泽东得知江青仍然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大闹政治局会议，十分气愤。３月２７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不要反对我的意见。”毛泽东还通过别人转告江青等人：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收敛了气焰。
４月６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邓小平一行在机场享受了“超规格”送行仪式。周恩来扶病亲率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及各界群众四千余人到机场送行，周恩来对外交部的人说，这是特意为邓小平“壮行色”。周恩来自知来日不多，深知江青非常忌恨邓小平，今后肯定会经常向邓小平发难，所以他要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既保护邓小平，又争取让邓小平多出头，多露面，千方百计扩大他的影响，以便邓小平能在他百年之后顺利继承总理之位。
４月１０日，在全世界关注和期待的目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他以稳健的台风、简洁有力的语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声明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永远不称霸。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发言结束后，各国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表示敬意。在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与各国政要进行了广泛接触。他干练沉稳的性格，对世界事务的精辟见解，不卑不亢的大国政治家风度赢得了世界舆论的一致好评。外国舆论纷纷评论道：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了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挑起“风庆轮事件”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宜。
会上，江青节外生枝，突然提起了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并逼着邓小平当场表态。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近海航行。在“批林批孔”中，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号远航。由于国产机器设备的确不过关，在远航途中故障频频，直到１９７４年国庆前夕，“风庆”号才好不容易回到上海。然而，上海的报纸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大肆宣传报道。１０月１３日，江青看到了这篇报道，如获至宝，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发难，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心照不宣地积极响应，纷纷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完全同意”的批语。
原来，１０月４日，王洪文向江青透露了毛泽东的建议：“谁当第一副总理，邓。”这个“第一”明白无误地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邓小平将继任总理之职！在党内，“四人帮”已攫取了高位，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野心勃勃，还想利用召开四届人大之机，进一步占据国家、政府和军队的要职，尤其是“总理”之位，他们更是势在必得。毛泽东这个安排，是江青等人最不情愿看到的。所以，她要借“风庆轮事件”给国务院扣上“崇洋媚外”，搞“洋奴哲学”的帽子，来攻击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
在政治局会上，江青一面拿着有关“风庆轮”的材料在邓小平面前晃动，一面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道：“你对批判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强压着怒火，说：“这件事我还要调查。”可江青却不依不饶，继续逼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面对江青歇斯底里的咆哮，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拂袖而去。已被“四人帮”内定为“总理”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恶狠狠地说：“你终于跳出来了！”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见毛泽东。由于邓小平也要陪外宾到长沙见毛泽东，江青指示王洪文一定要赶在邓小平之前，来个恶人先告状，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使毛泽东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动议胎死腹中。１９８０年王洪文接受审判时交代说，他的长沙之行“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次日，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王洪文首先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诬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政治局会上围攻江青，导致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接着煞有介事地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病，但在医院里经常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搞秘密串联，可能和四届人大的人事任命有关。同时，他还没忘掉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一番。毛泽东听后不仅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反而警告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对总理、小平有意见“要当面提，不要背后提”。毛泽东还要王洪文转告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江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１１月１２日、１９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推荐王洪文当副委员长，并附上了自己起草的一份人事任免名单。她还抱怨道：“自九大以来，我基本是个闲人，没有分配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公然向毛泽东要官要权，仍然做着她的“组阁”梦。
江青如此官迷心窍，执迷不悟，令毛泽东十分气愤。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自己作党的主席！”１２日、２０日，毛泽东两次复信，严厉警告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人贵有自知之明。”“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与对“四人帮”厌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充分的信任。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回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来到长沙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对邓小平在１０月１７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举动非常赞赏，称赞他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认为自己的责任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只好担起来。”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月８日，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当选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而２２人的人大副委员长名单中没有王洪文的名字，“四人帮”成员中只有张春桥当选副总理，江青所荐之人也多未如愿，江青的“组阁”计划彻底破产。
江青怎么也没想到，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企图不仅没有得逞，邓小平反而职务越升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其同伙王洪文不听劝告继续搞帮派活动，已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接班人地位有名无实。江青以倒邓小平开始，害己告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发动批判“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组阁”失败，以她为首的“四人帮”遭到重创，而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如日中天。江青岂肯善罢甘休！
１９７５年初，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在全国兴起，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觉得有机可乘，他们利用毛泽东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配合理论学习的机会，别有用心地把运动的重点引到所谓“反经验主义”上去，来影射攻击久经考验、治国安邦经验丰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断章取义，把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８月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不懂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光靠经验办事的特定环境下说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引伸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这个意见”，为他们影射现实找依据。同一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与姚文元遥相呼应，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说毛泽东当年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４月１日，张春桥在他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更是露骨地喊出了“打土围子”的口号，把反对他们那一套“左”倾错误的老干部比作民主革命时期躲在“土围子”里的敌人，叫嚷要把他们“全部地打掉”，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４月４日，江青顺着姚文元和张春桥的调子，对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说：“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要擦亮眼睛，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从４月中旬开始，江青便在政治局会上反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危言耸听地宣称“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等人要“实行全面专政”、“全部打掉”的“大敌”到底是谁呢？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工具———４月７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这样写道：“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当前主要危险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历史上犯过所谓经验主义错误的人。４０年代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及其宗派集团，同时也反对经验主义。当时周恩来曾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是“经验派”。当时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作了“以王明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得到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结论。周恩来向来严以律己，建国后曾多次检讨过历史上这次错误，江青等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这时把经验主义当作“大敌”，矛头所指一是周恩来，二是“周恩来第二”———邓小平。
为了把“反经验主义”变为重要的实际行动，姚文元指使他主管的新华社于４月２０日写出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由姚文元送毛泽东审阅，企图骗取毛泽东的支持。
邓小平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居心早就洞若观火、高度警觉。当江青等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大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时，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个动员反总理！
４月１８日，邓小平利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机会，反映了江青等人在当前学习理论运动中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并要在政治局讨论、要交锋的情况。邓小平明确向毛泽东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２３日，毛泽东看到了姚文元的送审报告，知道了江青等人借学习理论大搞“反经验主义”的经过和企图，顿时警觉起来。他在送审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而且对“四人帮”平日里装腔作势、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提高到不懂马列主义的原则上来批评。毛泽东还特意要“政治局一议”。
４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４月２３日批示精神。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严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他们继续搞“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了质问。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后来在向毛泽东汇报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议时，诬告说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想把江青一棍子打死，总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等等。毛泽东立即意识到周恩来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的严重性，王洪文把他的话当作了耳边风，还在和江青等人搞“四人帮”。于是，毛泽东于５月３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会上，毛泽东首先对自己忽略“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然后批评江青等人，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即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笔者注），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大批经验主义者。”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不要小看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愤怒地指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严厉地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几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最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对“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
此时，周恩来病势沉重，力不能支。毛泽东在和周恩来商量后决定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一部分同志”———“四人帮”进行批评。５月２７日、６月３日邓小平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自党的十大以来攻击周恩来，拉帮结派争权夺利，“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别有用心“反经验主义”等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上，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
不久，毛泽东召见了邓小平，对他主持的批评“四人帮”的两次政治局会议表示非常满意，连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并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不要怕有人反对”。在谈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时，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表示已彻底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还说王洪文“威望不高”，决定他不再主持党中央工作，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将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了下来。从此，邓小平一身二任，同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遭受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借评《水浒》攻击邓小平“架空”毛泽东
江青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无时不在寻找向邓小平“扳本”发难的机会。１９７５年８月，“机会”终于来了。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更是偏爱有加，造诣精深。到了晚年由于身患眼疾，已难独立阅读，只能“听”报，“听”文件。读报、念文件一般秘书都能胜任，但要他们帮助毛泽东“听”懂中国古典文学，便勉为其难。于是，５月２６日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从北京大学选调了一位中国古典文学教师芦荻，专为毛泽东侍读。毛泽东常与她谈古论今，有时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８月１４日凌晨，毛泽东向芦荻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了《三国演义》，最后在谈到《水浒》时，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将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谈话结束后，芦荻立即将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评论意见整理出来，交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分管宣传的姚文元看到这个谈话后，立即致信毛泽东，称“这个问题很重要，在现在，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立即转发政治局全体成员。江青看到这个谈话记录后，眼睛一亮！
江青对他的几个亲信则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宋江是投降派，现在要批判投降派。”８月下旬和９月上旬，“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对《水浒》的评论文章，煞有介事地把评论《水浒》看作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其影射攻击邓小平之心昭然若揭，至９月达到了疯狂露骨、登峰造极的地步。
９月１５日，中央在山西昔阳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县和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国务院各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等总计３７００多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去。邓小平、华国锋、江青、姚文元、陈永贵等先后来到大寨虎头山下。当时，邓小平主持党政军工作，正在进行全面整顿，工作十分繁忙，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才赶到大寨，而不怀好意的江青提前一星期就到了大寨。
９月１２日，江青在大寨礼堂接见了大寨全体干部群众，并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评《水浒》的报告，她在报告中反反复复地蛊惑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要求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后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回忆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不是明明把矛头对准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９月１５日上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礼堂开幕。就在这天，远在北京已卧床不起的周恩来对前来探望的一位中央领导说：“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是怎么一回事，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对邓小平的处境十分担忧。果然，就在会议开幕式上，江青不顾体统，当着全体与会代表的面，丧心病狂地向邓小平发难，给邓小平难堪。
当邓小平走上讲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时，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掌声，掌声反而更加热烈。邓小平在说起这次会议对农业的作用时，希望它能像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在纠“左”的错误上起到好的作用。随后，他用了很长时间讲整顿。他鼓励大家为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他特别强调，只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不好，会拖国家建设的后腿。当他说到“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突然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江青的插话，在会场引起一阵议论。邓小平当即严肃地指出：“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接着，他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向大家分析了我国农业落后的现状，提出了改变农业现状的努力方向。期间，江青还几次突然插话，和邓小平唱对台戏。当时，对听惯了“大好形势”的人们来说，邓小平的话使他们大受震动，深受感动。邓小平讲话结束时，全场又一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正在这个时候，本来就有备而来的江青不顾一切地要求在大会上“讲几句”（会议没安排江青讲话），而且摆出了非讲不可的架势。为了不使大家难堪，开幕式主持者华国锋只好应允。江青先东拉西扯、胡乱说了几句农业问题，然后，话锋一转，就慷慨激昂地“评”起《水浒》来。她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说：“不要简单地以为评《水浒》是文艺理论问题，它不是历史问题，对当代有现实意义。”接着，她露骨地影射起“现实”来。她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上山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在北京我和他们斗争了半年多！”江青越说越激动，嗓门一声比一声高，语言一句比一句刻毒，最后竟高声叫喊：“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人们心里都明白，江青说的“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指的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而要“架空毛主席的人”，就是现在坐在主席台上，代替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江青丧心病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会人员听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会场出现了阵阵骚动。然而，江青还嫌不过瘾，不解恨，开幕式一结束，她便找到会议主席华国锋，要求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评《水浒》录音，以便在全国迅速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
开幕式结束的当天，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北京。在接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他提醒大家说：“评论《水浒》是怎么回事？有人是借这做文章，搞阴谋。”毛泽东接到华国锋的报告后，十分愤怒，怒斥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他指示华国锋：“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丧心病狂的表演使她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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