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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被审查时坦承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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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被审查时坦承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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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被审查时坦承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
2020-05-04 10:20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本文系节选，原文标题为“隔离审查‘四人帮’主要成员内情”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在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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