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毛泽东临终前留给叶剑英的无声遗嘱是什么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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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临终前留给叶剑英的无声遗嘱是什么
2020-04-03 10:32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四人帮”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叶剑英,他们诬蔑叶剑英“保护邓小平”,妄图完全剥夺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权。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的诀别,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经过时,毛泽东双目紧闭,没有丝毫的动静。
查阅关于叶剑英的相关资料得知,在毛泽东临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队与卧在病榻上的毛泽东诀别,当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突然睁开双眼,活动手臂,轻轻招呼叶剑英,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无声的遗嘱。毛泽东到底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呢?
作最后的诀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逝世后,妨碍他们夺权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周恩来去世后,病中的毛泽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毛泽东既不满意邓小平,更不放心有野心的 “四人帮”。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以叶剑英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由陈锡联接替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时间,邓小平、叶剑英处境艰难。
“四人帮”还在全党、全军中掀起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他们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4月4日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人民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但是4月5日 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江青一伙造谣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就是事件的黑后台,为此,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叶剑英,他们诬蔑叶剑英“保护邓小平”,妄图完全剥夺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权。
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毛泽东的病情也急剧加重。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的诀别,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经过时,毛泽东双目紧闭,没有丝毫的动静。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忽然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昏暗的眼睛也突然亮了起来,并且用手臂轻轻相招。当时的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毛泽东的这一微弱的举动。等叶剑英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间意识清醒,并用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一位细心的护士见此情景,立即对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回到毛泽东病榻前,他弯下腰侧耳聆听毛泽东最后的嘱咐。只见毛泽东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却没有力气说出来。叶剑英抓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毛泽东痛苦的表情,叶剑英伫立许久,也没有听到毛泽东吐出一个字来。最后,毛泽东的手指在叶剑英的手背上轻轻动了几下,叶剑英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病房。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用尽力气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抖动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主席给我的最后的无声遗嘱,主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无声遗嘱的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叶剑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而“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还拼命拉拢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就此,叶剑英给负责中央警务工作的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管好毛泽东的那些文件档案。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也只有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重任只有叶剑英来完成了,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给叶剑英那个无声的政治遗嘱的全部内容吧!
叶剑英认真思索后,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借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叶剑英还找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交谈此事,还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北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谈话时,叶剑英还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并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小心隔墙有耳,开着收音机说话好。”
一天晚上,叶剑英和女儿叶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与叶剑英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手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叶剑英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则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姚文元掌握全部的宣传舆论工具,他们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已不必“忌器”了。
1945年,毛泽东(中)与朱德(左)、叶剑英(右)在延安
为遗嘱作准备
为了尽快粉碎“四人帮”,叶剑英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因为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并厉声对江青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叶剑英还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做好联络工作。
1976年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让她、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而他们3人都不是常委,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的资格。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他们就向中央政治局发难,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则要求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
针对“四人帮”连日“逼宫”,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在非常形势下应采取特殊方式,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提出在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
1976年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内定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提出要“以快打慢”的策略,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他提议6日或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后,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1976年10月,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集会的群众
一举粉碎“四人帮”
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议地点选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就定在了1976年10月6日晚8时。
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还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让他参加修订文献的工作。
10月6日晚,叶剑英带上警卫参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二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
第一个“到会”的是王洪文,他兴冲冲地刚刚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几名警卫人员就围了过来,王洪文见事情不妙,就大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接下来,略懂点武术的王洪文对警卫人员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华国锋立起身来,当即向王洪文宣布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王洪文离开正厅时,还自言自语道:“没想到有这样快!”
第二个“到会”的是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时,已经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叶剑英、华国锋面前,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后,张春桥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表示出任何反抗,然后就由监护人员带了出去。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擅长”写作的姚文元一边走一边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因为他来得匆忙,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迈入怀仁堂,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
在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时候,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后,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了进去。待她出厕所后,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江青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后,后又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还在信封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最后,执行小组人员把她“请”上轿车,带到一处地下室里候审。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毛泽东临终前留给他的那个无声的遗嘱。
(摘编自《党史博采》2014年10月上半月刊,原文标题《毛泽东临终前留给叶剑英一份无声的遗嘱》,小标有删改。窦春芳 苗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