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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邓小平谈林彪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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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邓小平谈林彪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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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邓小平谈林彪：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
2020-04-12 11:25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离开北京前，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夏伯根，收拾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于10月22日乘坐一架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从北京起飞，飞抵南昌向塘机场。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邓小平三人先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看望了邓小平夫妇。尔后，杨栋梁在省革委保卫部的人陪同下专程到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勘察，认为此处甚好，当晚即向中央“二办”汇报了邓小平住处和劳动场所安排情况。
住进“将军楼”，下厂劳动
10月26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被送到了“将军楼”居住。时年30岁出头的省军区宣传干事黄文华被选中作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际上是担负“明保暗监”的任务。他也在“将军楼”一楼住下。邓小平一家人住在二楼。程世清和陈昌奉到“将军楼”看望邓小平时，陈昌奉见小楼外有战士（炮后团的一个班）站岗监管，便当即指示部队，“门口不要站岗了，改为坐岗”。当时，邓小平没有工资，一个月只发200元生活费。为了节约开支，邓小平和卓琳在“将军楼”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开荒种菜，还喂养了几只鸡。
罗朋考虑到第四（修理）车间的排长陶端缙是名共产党员，为人厚道直爽，既和气又很心细，责任心强。车间内20多名职工，老工人多，纪律性强，业务技术都比较好。将老邓夫妇安排在这个车间比较放心。于是，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陶端缙，并严肃交待：车间领导班子一定要团结，要管理好，要有一个好的秩序，不能散漫，要让老邓夫妇在厂里劳动放心。对老邓夫妇的安全只准做好，不能出差错。他们劳动能做多少算多少。要注意他们的休息，特别要注意他们的安全。还进一步交待：每天下班都要关好门窗，防止有人破坏。老邓夫妇到了你车间，安全就由你负责。
1969年10月下旬的上午，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厂里劳动。邓小平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刚开始，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安排邓小平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卓琳安排在电工班拆、洗线圈。陶端缙原以为让邓小平洗零件是个轻体力活，没想到洗零件需要经常蹲下站起。邓小平毕竟是65岁的老人，站起来时不得不深呼吸一口，然后再费力地蹲下去继续干活。老陶看到后，心理觉得非常不安，他问邓小平，您的眼睛还可以吗，描图纸行不行？可是，以老人的眼力干这份“精细活”，毕竟还是不行。无奈之下，老陶再次征询意见，帮你找个钳工的活好吗？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哇！这个我行。40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就这样每天早上8点钟，邓小平、卓琳步行半个小时到工厂。一进车间他都笑眯眯地用四川口语说一声：“同志们早。”干活时，卓琳拆线圈，邓小平当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邓小平干活时非常认真，有时干得满头大汗也不休息一下。有一天，卓琳看到他干得脸都发白了，就叫他坐下并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邓小平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每天下班时，工人师傅会给邓小平端来一盆热水洗手，邓小平也不忘慢悠悠地说句：“明天见。”
有一天，邓小平正在车间劳动，一言不发，默默苦干。突然脸色煞白，神情异常，身子晃了几晃，晕倒过去。工人们立即停下手中活计，纷纷围拢过来，将邓小平扶坐起来。“他是累病了！”“快送医院！”人们急得团团转。卓琳眼含泪花，对工人们说：“谁家有白糖？他喝点糖水就没事了。”原来邓小平虽然身子骨结实，但患有低血糖病。女职工程红杏一听，忙说：“我家有，我去拿来。”说罢匆匆跑到家里，心急火燎地端来一缸糖水，递给了卓琳。卓琳轻轻托起邓小平的身子，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进丈夫嘴里。工人们站在旁边，望着两位老人，望着这对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妻，眼眶不禁湿润起来。果然，邓小平喝下糖水后，渐渐苏醒过来。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从“将军楼”到拖拉机修配厂，如果从大门进出，要绕一个大弯，走半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工人们立即动手，在后面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整修出一条小路，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这样一来，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上下班只需走20分钟，而且更安全。每天清晨和中午，两位老人行走在田间。日复一日，一道田埂，竟被渐渐踩宽，如今成为一条坚实的小道。当地人至今仍称之为“小平小道”。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每天坚持上午去工厂，下午在家读书、学习，和卓琳及继母夏伯根一起料理家务，劈柴、拖地、给菜地浇水、喂鸡、做饭、洗衣等。后来，将摔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后，还要为儿子擦澡翻身。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家属缪发香按照厂里的安排，来到邓家照顾邓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由于其精心照料和呵护，邓朴方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缪发香也因之得到邓家人的高看和厚待。除了劳动，学习，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余圈，约5000余步。有空闲时，也会一个人玩桥牌。
命运出现转机，复出之前的井冈山和赣南之行
1971年秋，“9·13”事件后不久的11月5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突然通知邓小平、卓琳去听中央文件传达。回到家里后，邓小平给家里人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均按毛泽东交代的，给汪东兴写，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在这封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提出了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些，将毛毛、飞飞分配在身边，同时也问到今后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邓小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在信上，毛泽东指示：“印发政治局，他的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很快，在外地插队落户的毛毛、飞飞被转到了江西，在邓小平身边的望城岗省庄插队。不久，毛毛被保送进江西医学院，飞飞进江西工学院，一家人喜出望外。
1972年1月10日，党中央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在座的领导同志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他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而且还说了更重要的一句话，邓小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的话的意思，知道毛泽东准备起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于是，他立即要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
这时候，邓小平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也敏锐地感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历史将会出现重大的转折。于是他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林彪的一些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和阴谋诡计。
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表示：“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从江西写给他的信上批上一大段话，其中核心内容是从三方面对邓小平同志作了如下评价：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过去和现在，发出了要启用邓小平的信号。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觉得这是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最好时机。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印制若干份，分头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于8月1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撤销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的身边协助工作。
1972年11月12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乘坐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将军楼”，前往井冈山，开始了他复出之前的第一次外出调研活动。出发前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通知井冈山革委会：邓小平同志上井冈山，只有一辆汽车，4个人；一把手不必陪同，不要随便向他提问题，不要照相；要注意保密，接待、保卫工作应内紧外松；要组织力量对邓小平同志所经之地的标语进行清理；要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交通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按照原定行程，邓小平一行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后改为樟树市），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尔后，邓小平一行到吉安，经永新、宁冈前往井冈山茨坪，沿途参观了龙源口、三湾、砻市、茅坪、黄洋界等地的战斗遗址和革命旧址、旧居。在茅坪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邓小平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邓小平下山后到泰和县，参观了泰和糖厂、插秧机厂，观看了插秧机操作表演。在泰和，老红军池龙见到邓小平，两人促膝长谈，涉及到很多内容，这是六年来邓小平第一次对“文革”发表言论。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的心愿。他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不会太多，必须抓紧时间到革命老区多走一走，看一看。12月5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又乘车赴赣南老区参观。在兴国，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毛主席创建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毛主席兴国调查陈列馆》、苏区长冈乡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长冈水电站。在于都参观红军长征时的渡口时，邓小平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仍在用。”在会昌他参观了周田盐矿和曾经工作过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旧址、旧居。在瑞金他参观了沙州坝、叶坪、云石山等地的革命旧址、旧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使他感动不已。他还参观了瑞金机床厂、电线厂、糖厂、工艺美术厂，走访了群众家庭。
1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瑞金，前往宁都、广昌、抚州等地参观了革命纪念地和工厂。15日，邓小平一行回到了“将军楼”。
离开江西，第二次“复出”
1973年，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最后决定。2月初，邓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奉调回京。返京之前，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于2月7日至11日赴瓷都景德镇参观。热情的工人们送给邓小平四个特制的花瓶。返回南昌后，就要离开呆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了，邓小平叫卓琳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卓琳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工人家道别。
1973年2月19日早上，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告别“将军楼”。正准备启程时，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十几个工人赶来送行。卓琳说工厂里的人来了，邓小平听到后就从车上下来，卓琳到车上拿了一个箱子，把一些过年吃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邓小平很高兴，说：“我在这里三年多，麻烦了厂里的领导和工人，麻烦了大家，我要走了不能偷偷地走，昨天我叫卓琳带着孩子到你们家里去告别，昨天是休息天，不上班，所以到你们家去了。”陶端缙说：“我的文化低，工作也很粗糙，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请您多谅解。”邓小平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们都给我房子休息，做得很好。”陶端缙说：“你到北京去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南昌来的话，一定要来厂里走走。”邓小平说：“我一定会来。”
邓小平和送行的工人们简短话别后，带着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和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车子卷起尘土，开远了。大家依依不舍地看着车子开走，不少工人当场就哭了出来。车到鹰潭，等候多时的鹰潭镇（后改为鹰潭市）党委书记霍凤翠、上饶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邓小平一行休息了一晚。20日，邓小平一家在鹰潭乘福州到北京特快列车回到北京。
1973年4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令人惊奇而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出席宴会的人员中，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又出现了。
（万建强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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