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总理岳母是红军年龄最大的女医生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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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中年龄最大的女医生,57岁才参军,女儿女婿皆为正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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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美国记者李勃曼来华拜访周恩来,两人闲话家常,相谈甚欢。
在进行采访时,周恩来对自身的经历做了总结,还追忆了革命岁月里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言语中,周总理提到了一个人,此人颇有老当益壮、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且一直致力于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个刚烈的奇女子。
她57岁加入红军,60岁被捕入狱,出狱后仍然坚持为老百姓们看病,直至病逝。
人们对她的故事知之甚少,一直到1940年11月19日,她的讣告出现在《新华日报》上,众人才了解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为家国奉献了那么多。
她就是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岳母——杨振德。
杨振德是1875年生人,家乡在湖南省长沙市。
原本,她是典型的富家小姐,家族上下世代经商,家底殷实,生活优渥。
但是她的父亲与长辈们志向不同,不愿继续做生意,想要去官场上闯荡一番,所以荒置了家里传下来的产业,一家人坐吃山空,光景逐渐萧条。
败光家业后的杨父,带着一家老小辗转到广西南宁,在当地落下脚来。
杨父不喜欢经商,可脑子很聪明,自小喜欢读书,有一股子文人的气息。
他毕竟是从富人家庭走出来的人,眼界开阔,思想开明,对于养育子女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
杨振德是家中独女,深受宠爱。
杨父谋求生计的同时,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糟粕,时常抽空教她读书写字,还让其学习中医,用他的话来说,中医既可防身、又可助人。
就这样,杨振德与中医结下了缘分。
清末的女子嫁人早,十几岁为人妇的不在少数,杨父又一次打破封建,不愿女儿早嫁,想让她多学一点技能,以后也可以用来谋生。
当时,家财虽然散尽了,日子过得很清贫,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惹人艳羡。
好景不长的是,在杨振德14岁时,其父其母双双离世。
没有亲人陪伴在侧,她开始独自一人在异乡漂泊。
杨父去世之前,曾嘱托她一定要好好学医,她遵守父训,钻研中医3年,渐渐达到了为人治病的水平,可以养活自己了。
她的性子端庄文雅,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达官贵人慕名前去找她看病。
在这个过程中,她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也越来越热爱自己的职业。
只要是她的病人,不管有钱没钱,她都会用心治疗,尤其对贫苦人家,更是分文不取。
她打破了那个年代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冲破了牢笼,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不少人欣赏她,派媒人上门提亲,她也到了真正该嫁人的年纪。
从医10年左右,杨振德25岁了,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总该听。
经中间人的介绍,杨振德续弦嫁给已有 3个儿子的广西镇台邓忠庭。
杨振德与邓忠庭性格天差地别,杨振德温顺,邓忠庭暴躁,婚后性格不合感情不睦,生了孩子后矛盾日盛。
婚后的第四年——1904年2月4日,杨振德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邓颖超。
邓忠庭重男轻女,不喜邓颖超,在她满月时就想把她送人,被杨振德严词拒绝。
在此之后,邓忠庭就很少去看望她们母女两个。
邓颖超稍大了一些,邓忠庭又提出要给她缠足,又被杨振德一口否决。
所以,邓颖超没有缠过足。
邓颖超3岁时,邓忠庭因欺君之罪被流放至新疆,短期内无法回来,邓家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这对孤儿寡母身上。
因“犯官家属”身份的限制,杨振德无法在广西本地挂牌行医。
细细思索后,她辗转大半个中国,先后途径昆明、广州以及上海,最后留在了天津,以家庭教师和医生两种身份求职。
为了接济丈夫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杨振德和邓颖超过得很苦。
她在育婴堂内当校医,一个月只有十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那么多人的吃穿用度。
邓颖超想要分担母亲的压力,和孤儿们一起,入编织厂学织毛巾,就为了挣几个铜板,那个时候,她也就7岁。
过了不久,杨振德换了一份工作,挣得比以前多了,也有时间监督女儿读书写字了,邓颖超才开始专心抓功课。
3年后,流放期满,邓忠庭正准备回来时,却突然病故,杨振德母女俩自此彻底失去了依靠。
此时,她们何去何从?杨振德选择了远赴北京。
当时的北京高校林立,是一个群英荟萃之地,发展前景很好。
在同盟会女会员张星华的介绍下,杨振德进入了陈翼龙主办的一所平民小学校担任教员,而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开始了读书生活。
校内,母女俩有机会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对于革命心向往之。
很快,凭借自身的努力,邓颖超考上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在1919年加入到五四运动中。
在学生运动中,邓颖超结识了一生所爱:周恩来,两人携手踏上了革命道路。
随后,邓颖超又在1924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可以说,邓颖超如此优秀,有一半的功劳是杨振德的。
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后,杨振德以行医为掩护,协助两人秘密从事党内工作。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一家三口在上海东躲西藏,时常变换住所。
她不怕劳累,也没有成为邓颖超和周恩来的负担,甚至用自己治病救人所得的工资,补贴革命所用。
因为有杨振德的支持,这个家庭虽然充斥着紧张和危险,但所有成员都是团结互助的,充满着温情。
上海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告密揭发后,邓颖超、周恩来要转移至中央苏区工作,杨振德随行前往。
快要到退休年龄的杨振德,正式加入了红军,在队伍里当起了一名医生,把自己的医学经验都奉献给了红军。
她凡事细致入微,把战士们都当自己的儿女照料,煎药、配药全部亲自上手。
经她之手治好的伤病员,无不感慨遇到了一位好医生,还夸杨振德像慈母一样温柔。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大部队转移,杨振德由于年龄大了,走不远,就留在了苏区。
邓颖超和周恩来走后,杨振德被国民党军抓进监狱,敌军企图通过她来逼迫邓颖超写降书,让周恩来夫妇归顺国民政府。
杨振德自知不能干这么无耻的勾当,一直与敌人死磕,不管他们如何折磨,她就是不愿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女儿女婿。
她还说,如今思想自由,自己改变不了女儿的意愿,也不愿意去改。
她的坚持让敌军拿她没办法,只能暂把她囚于九江反省院的铁窗牢狱下,长达2年之久。
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她才得以从牢中出来。
这时,饱经风霜的杨振德身子骨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她大半辈子都在挑战封建思想,不愿意自己的女儿缠足,送自己的女儿读书,支持女儿女婿革命,自己一把老骨头了,还是在革命后方提供医术支持。
尽管,眼睛视力逐渐模糊,身体越发得差,可是杨振德还是坚持为红军战士们诊病,为普通民众疗伤,她自己反倒是很少购置新衣,旧衣衫上全是补丁。
1940年冬,寒风凛冽,杨振德最终还是倒下了,没有斗过病魔,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死前,她没有交代任何事,只是不想邓颖超为她奔波劳累,留下一句遗言:“我是个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工作了。”
随后,便闭上了眼睛,终年65岁。
一生劳碌,一生奉献,她自己如此优秀,女儿女婿亦是人中翘楚。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了新中国的总理,邓颖超是政协主席,两人都是正国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