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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学附属女中校长被红卫兵打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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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学附属女中校长被红卫兵打死的真相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文革：北师大校长被红卫兵打死于校中
1966年8月5日，镜中网历史今天
1966年8月5日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女，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生平
据卞仲耘生前所写的一份自传，她父亲出生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而后自己开了间小型钱庄，后来又当上了该县商会会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夏，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时，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遇害经过
背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
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除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署名的学生为“刘进、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取代了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教师代表二人：李松文（数学老师）、陈大文（生物老师），学生代表五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高三学生）任主席，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高三学生）、耿丽兰（高三学生）、尹斐（高二学生）任副主席等。此后，师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组－革命师生代表会－各班核心小组三级领导体制。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駡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彭真领导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许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
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道：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皆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黑幕”终降临
不久，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由于最高领导机构工作组的消失，校内秩序发生混乱。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一些学生发起了“斗黑帮”行动，其他学生纷纷涌来。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秽物。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学生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当时丈夫王晶垚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30多年后，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卞仲耘死亡后，邮电医院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王晶尧最终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更在电视清淡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凶。 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那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林莽先生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讨还公道
1971年，林彪死后，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平反过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同时，王晶垚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私怨而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校外人员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师丁某的前妻），后者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声称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关系问题，还在卞仲耘生前带领师大女附中学生上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头。
立像
2009年，一些原师大女附中学生为其建造了一座铜像，原拟题写“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后因前红卫兵们反对，最后只写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
邓楠邓榕和国安恐吓
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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