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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林彪在理解毛泽东意图上胜我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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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林彪在理解毛泽东意图上胜我一筹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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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林彪在理解毛泽东意图上胜我一筹
傅高义 2011年12月12日13:58 来源：《东方早报》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邓小平认为，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在196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考虑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贸易伙伴，二战时期做过4年盟友，成为冷战敌人也有20多年。考虑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毛泽东开始在朝鲜战争以后，首次决定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派遣周恩来执行这一谈判。尼克松此时正在寻求解决越南冲突的办法，并为了对付苏联而寻求长期合作，于是派遣基辛格担任跟周恩来打交道的人，通过谈判向中国示好。1971年，为了准备尼克松的访问，基辛格从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戏剧性到访，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问都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帮助在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快速恢复做好了准备。
1966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导致1969年的冲突，邓小平和这一历史没有关系。但从1961年至1963年，他带领一组人马起草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争端的信，1963年，他于莫斯科个人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的重要讲话超越了这些愤怒的交流。尽管在1973年晚些时候，他在周恩来的身边帮助执行谈判，邓小平也与向美国的开放无关，因为这时他仍在江西。
不过，邓小平的贡献在随后才发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汪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邓小平认为，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来。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回北京。毛泽东强调，邓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做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回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小平所在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担任要职。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体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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