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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有些接班人将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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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有些接班人将成负担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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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跟美国人谈“文革”：有些“接班人”将成负担
黎津平 2011年12月28日09:0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而那些在“文革”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都将因不能胜任工作而最终成为负担。
张国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资料图）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而那些在“文革”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都将因不能胜任工作而最终成为负担。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0年第2期
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在脱离政治后，张国焘在香港期间曾与美国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供了其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认识，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至极。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
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原件藏于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看，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
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
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
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1979年12月2日，住在多伦多郊区老人病院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多次按铃之后，护士却不见出现……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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