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康生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用意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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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用意
2019-12-06 09:43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
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看到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最近,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实内幕。
康生卖力支持江青“评法批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还在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总理和叶帅发难,企图乘机扫除她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1974年1月,江青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这两次大会上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把参加大会的周总理和叶帅置于受指责地位。会后,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江青又抓住“评法批儒”的时机,到处讲话,宣称要批判“现代大儒”。一时间,“孔老二”(当时对孔子的贬称)、“现代大儒”等称谓,竟然成为恶毒诬蔑周恩来的隐语。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请教授写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书,我建议学,可能难一些,不过也没什么。江青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
会后第二天,康生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询问动员大会那位教授去了没有?康生说:“请转告他,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他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康生不仅亲自规定题目,还就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了具体说明。康生授意的这篇文章写出后,立即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她手中的“炮弹”。3月10日,江青在给中国科学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随后又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寄给该所。于是,科学院系统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浪潮。
“梁效”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迟群和谢静宜负责的写作班子“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在康生主管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唐晓”即党校谐音)的协助下,写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文章,影射攻击周总理。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节译)材料,经迟群、谢静宜修改后送还康生,批示“请康老参阅”、“供康老酌量”。
康生当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后,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很清楚,康生所谓“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就是编写材料可以任意篡改历史,搞影射史学,更好地为江青一伙的政治活动服务。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党校编写出五种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评法批儒”的活动。康生还特意通过秘书转告中央党校:“材料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写上是遵领导(即康生)嘱咐送的。”不久,江青对中央党校负责人说:“康老有病,我过问一下党校的编写组。”
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带领迟群、谢静宜和党校负责人两次去天津活动,得意地说,“两校”和党校是“我的两个班子”。她在天津大讲所谓“现在的儒”,宣称要批“现代大儒”,批“周公”,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继续恶毒攻击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而康生在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
形势骤变,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王洪文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11月12日,江青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排斥周恩来,由江青一伙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
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
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
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
大阴谋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粉碎“四人帮”之初,康生原先的几个秘书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竭力宣称康生“对‘四人帮’早有抵制”,“同‘四人帮’有斗争”。他们举出的主要证据,一是康生揭发了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进了“康生同志托人传话揭发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这个材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滑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
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审查,写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9期梁红伍文
附录:
康生延安整风标准:长这么漂亮定是特务
2019-12-03 09:43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康生却答到: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
从1937年起,康生还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敌情”严重性的观念。最著名的一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国共合作开始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建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将其关押起来,进行逼供,曾三天三夜不让其睡觉,要她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1939年,康生亲自写信,要求严讯王遵及,使其承认是复兴社特务。三是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其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蛮横地说道: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定罪结论上写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这些案件虽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在延安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由于有了这些事实做根据,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和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此后整风运动进入了审查干部阶段。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
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5、6、7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总学委负责这一工作,总学委副主任康生负责日常事务。在审干阶段,尽管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受康生的影响,对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严重,但他还是一再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要严禁逼供信。但康生为了扩大战果以邀功请赏,对此却充耳不闻。
不久,康生就搞出了一个张克勤“敌特”案,并以此为突破口,在全边区范围内大肆反奸捉特,一时间特务如麻,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时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因其父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加上一名与他同来延安的在鲁艺学习的人检举他是特务,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来。在关押过程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的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靠逼供产生的假案、错案,康生却如获至宝,他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据师哲回忆,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却答到: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结果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陈云》,王玉贵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