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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高岗一个问题高的回答让主席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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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高岗一个问题高的回答让主席下决心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问高岗一个问题 高岗的回答让主席决心将其拿下
2019-06-17 10:04:17 人民网
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次党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刚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而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粉碎高饶反党活动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新税制”风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从重庆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高岗与妻子李力群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来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作报告。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严词拒绝高岗的拉拢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高岗、饶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们并未就此收敛，反而进一步滑向分裂党的深渊。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要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到了，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大肆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他散布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他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因为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邓小平还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邓小平这里，高岗碰了一鼻子灰。
高岗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还提出“你一个，我一个。”邓小平和陈云都感到高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的原则的，任其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乃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四处活动之际，饶漱石也没有闲着，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谣言，配合高岗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他本来是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时培养起来的干部，但自从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误以为现在是高岗得势，刘少奇可能会“失势”，于是就不择手段通过打击副部长安子文，极力表白他不是刘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漱石却仍抓住这件事不放，并煽风点火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财经工作会后不久，饶漱石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中组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中组部是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找饶漱石淡了一次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行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但利令智昏的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在中组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斗争安子文，还倒打一耙，指责安向刘少奇反映问题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检讨。
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内容原定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煽动个别不明真相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长同他一起攻击安子文，并把矛头对向刘少奇。尽管如此，仍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饶漱石不死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就让邓小平问他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请来。饶漱石心中有鬼，只点了陈赓的名字。原来，他听说解放战争时期陈赓率部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因后勤供应问题曾对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有过意见，又知道陈赓讲话无所顾忌，以为陈赓来了能放上—炮。其实陈赓根本不是那种人，他来开会后并没有如饶漱石所想的那样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出现不正常情况后，毛泽东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肯定了中组部过去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的。”
妥善处理高、饶问题
高岗、饶漱石本来是毛泽东信任的干部，把他们调来中央，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高、饶到北京后，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拨弄是非，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党的团结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原本对高、饶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以来的不正常举动就有所察觉，邓小平、陈云汇报有关情况后，他进一步警觉起来，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准备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刘少奇谦逊地表示，还是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的其他人都认为还是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只有高岗表示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从而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的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高、饶问题则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们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不点名地批评说，如果其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邓小平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他强调，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他还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最后，邓小平说，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一副消毒剂，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使全党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年2月中旬，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杀(未遂)拒绝党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揭发了高岗、饶漱石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回顾了党同高岗、饶漱石斗争的经过，总结了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
报告指出：“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
报告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高岗、饶漱石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然肯定“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他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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