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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骂毛泽东是秦始皇连累郭沫若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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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骂毛泽东是秦始皇连累郭沫若遭批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林彪骂毛泽东是秦始皇连累郭沫若遭批
2020-02-04 10:05 星岛环球网 ○摘自《读书文摘》2009年第5期 孙言诚 文
核心提示： 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
一个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两千多年来被人们说来说去却总也说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不断被无声手谕查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阳翰笙《郭沫若在重庆·序》）
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不愧为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对于“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
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
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前引唐弢文）。他甚至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
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当年意气风发的郭沫若，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程憬的路。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年11月，郭沫若应党中央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三十余人，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道: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他真诚地以为，秦始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做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此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右派知识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使毛主席进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立予驳斥: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话的方式发出来，并且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袁枚曾对罗两峰的诗“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击节称妙。郭沫若驳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驳焚书: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次驳收铁:
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铜而非铁。
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声，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弹压民众所采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创举。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赞在广西不期而遇。翦将途中所作之诗录请郭沫若斧正，郭遂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他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秦皇”，扣合起来了。（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
虽然都是迎合，郭比翦显然高了一筹。“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轻轻的一句话，既荡开了郭沫若当年的“错误”，又摆正了文人和领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灵渠之后方才认识的雄才，伟大领袖早在几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识之高下尽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记游诗中写出:“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用以和翦诗酬答唱和、声气相应。至此，两位史学大师在秦始皇问题上，终于和伟大领袖取得了一致，咸与维新了。
七十年代:没迈过这道坎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次运动中，郭沫若始终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过关斩将、高歌猛进，风头之劲，文艺界、学术界罕见其匹。文革初起时，郭沫若虽曾一度惊慌失措，发表过惊世骇俗的“烧书”高论，但因为有“要保护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还是有惊无险。然而，七十年代风云突变，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祸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手段之一就是骂毛主席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耐人寻味的是，八大二次会议上那位插话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论，主持批林整风的总理却放了过去，一个劲儿地批极左，毛主席自然不满。1973年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先对外交工作发了通牢骚，话锋一转就谈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这次不单是秦始皇了，连提倡人本主义的吕不韦丞相也被拉了出来。主席还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名曰共产党”，就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吴晗、翦伯赞时说:“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吴、翦的下场历历在目，尸骨未寒呐，现在轮到郭沫若了。
8月5日，毛主席又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文革”开始后，毛主席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风声越来越紧。9月23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写道:
他（毛）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基辛格《动乱年代》）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两首批郭诗篇。一位与会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郭老那天也去了，带着病，低着头坐在那里。江青会上发言问:“郭老来了没有？”郭老站起来说:“到。”（《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已届82岁高龄的郭沫若，以带病之躯，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齿冷心寒。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病家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的书。主席那里大字本小字本应有尽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书》，就是专门排印的大字本。要看书，何至于向郭老要？这其实是给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躯很快转危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老于危难者，依然是秦始皇。
几句题外话
评价秦始皇本来是个学术问题，说好说坏，尽可百家争鸣。但一些学者时而说坏，时而说好，甚至心里说坏，口头说好，就不是学术问题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几年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时，一位大科学家提供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已经成了对此思维定式的绝妙讽刺。
更其荒唐的是，“为政治服务”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家服务”。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穷尽一切科学真理吗？各学科都唯政治家的马首是瞻，学术的创造性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学术如此，文艺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孩子说:“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晚年二三事》）当初没有写，后来就不能写了。在知识分子被政治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时候，怎么能写被李自成杀死的李岩？想写的不能写，为了“为政治服务”，郭沫若却写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识分子蔡文姬。服务是服务了，可无产阶级政治家们却不领情。罗点点写了这样一件事:
（《蔡文姬》散戏之后）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人都笑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红色家族档案》）
一个天才的戏剧家，沦落成连小孩子都讥笑的弄臣，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如果郭沫若写的是李岩和红娘子，我想将军们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还念念不忘地想写李岩。
其实，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道:“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李白“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这哪里是在写李白？这分明是在写他自己！
附录：
毛泽东晚年痛斥极“左”思想 称自己是中间派的激进分子
2020-03-13 10:03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郭沫若说费正清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后来又到了上海”，“费正清的日语很好，因为他出生在日本，父亲曾在日本传教。”当我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只提了古典著作《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暗指现代作家尚未做出巨大成就。如果谁想去见马歇尔，他们应该清楚马歇尔的真正意图。
核心提示：毛泽东接着痛斥此事，谴责肇事的极“左”派。他直言，“这在政治上毫无辩护的余地。”他又继续批评“极‘左’思想”，说自己是“中间派的激进分子”。
由于促成了澳大利亚工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长的亲切接见。值得回忆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同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会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对我说：“你是八点钟的太阳。”我那时只有32岁，不明白这番美言。郭沫若解释道：“中国人把一辈子分成三部分，35岁前是青年，35到55岁是中年，56岁以上称老年。我对周恩来说，应该还有另一类，75岁以上尊为‘超级寿星！’”但郭沫若接着说，这听起来很像“超级大国”。
郭沫若向我问起费正清，及埃德温·赖肖尔。费正清是哈佛的终身教授，与我共事。郭沫若说费正清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后来又到了上海”，“费正清的日语很好，因为他出生在日本，父亲曾在日本传教。”当我提起郭沫若早年翻译过包括歌德和尼采在内的作家作品时，他说：“如今我们不读这些人的书了。”当我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只提了古典著作《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暗指现代作家尚未做出巨大成就。
郭沫若的创作风格激情洒脱、气势恢宏，令无数中国人折服。他陪我到会场时，谈到了他最感兴趣的语言改革。他说：“拉丁化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很难推广实施。50年代的孩子把拉丁文字写在汉字旁边，但当他们开始写汉字时，就把拉丁文字忘了！”【汉字拉丁化方案指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译者注】
当然比起解放时期，现在让中国人识字是当务之急。郭沫若说：“继续简化汉字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在普通话完全普及之前，我们不再考虑拉丁化了。不然，中国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各自说不同的语言。”
我曾读过梁漱溟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是我向郭沫若问起这位作者。郭沫若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受佛教影响的哲学理想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与梁漱溟就是否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发生过冲突。郭沫若说，“人们说梁漱溟是一个心平气和、温文尔雅的人，但40年代无党派人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上来要打我。他在为美国辩护。我觉得马歇尔想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帮助国民党。如果谁想去见马歇尔，他们应该清楚马歇尔的真正意图。梁漱溟不想那样说，因为他不相信是那样。他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大声叫道，‘你自己去和他说！’”
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红卫兵偏离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造反，造成社会混乱不堪。在工厂和学校值勤的士兵建议建立新的军队领导，解散红卫兵。于是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社会恢复了秩序。但我发现6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发展，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郭沫若告诉我，他后悔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我也知道，中国失去了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支持。
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可以从王府井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一座双层砖砌的防空洞从王府井书店一楼开始修建，向地下和两旁延伸。施工期间书店部分关闭。这一措施当然是为防备来自苏联的威胁。防空洞竣工时，整个书店恢复营业，防空洞的入口是隐蔽的。外交部一位官员告诉我说：“我们建造的防空洞要把全体北京人都保护起来。”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美]罗斯·特里尔，原题：毛泽东晚年痛斥极“左”思想称自己是中间派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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