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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文革揪斗干部为何人人喊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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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文革揪斗干部为何人人喊打死他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亲历者忆文革揪斗干部 为何人人喊“打死他”
2020-02-26 10:04 星岛环球网 来源：中华网
核心提示： 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呃，立场坚定斗志高……” （二） 大概在1967年初，“支左部队”贴出声明，宣布“宣联总部”为“无产阶级左派”。宣汉的“红造司”首领及其干将，个个成了“造反英雄”，凯旋出狱，砸烂“公检法”，掀起揪斗“走资派”的高潮。
核心提示：“老子来揭发！59年、60年，你不顾宣汉人民死活，打肿脸充胖子，说宣汉农业大丰收，不仅不需要国家救济，还能支援国家建设，把宣汉粮食大批外调，饿死了多少宣汉人？”
（一）
“文革”之初，毛主席就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率先发动炮打“司令部”，号召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异地闹革命，造“走资派”的反。
我老家在四川宣汉县，那时，县里的“红造司”（“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大闹天宫，扬言要揪出宣汉最大的“走资派”，矛头直指县委书记张佩云。张书记生活朴素、工作勤恳，八路军出身，南下干部，常年在乡下蹲点，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前就有“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之誉。另一群众组织“宣联总部”（“宣汉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简称）主要由工人、职工以及附近公社的农民组成，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保卫张书记，被“红造司”斥为“保皇派”、“麻老保”。两派人员都手捧“红宝书”，在灯光球场展开大辩论，宣称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左派”，斥骂对方为“资产阶级保皇派”。“红造司”中有个小将，站出来伶牙俐齿地说：“张佩云是县委书记，若没有他包庇纵容，宣汉这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敢疯狂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手指“宣联总部”中比他年纪大很多的人，咄咄逼人：“你回答——回答！”对方中有一人突然翻开“红宝书”扉页挡在胸前，毛主席像便直端端地对准那名小将，此人吼道：“好哇！你狗胆包天，竟敢指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一面怒吼，一面振臂高呼：“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正当小将张口结舌、万分狼狈之际，“红造司”的另外两名小将冲上前来，吹胡子瞪眼地大喊道：“好哇！你竟敢拿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挡箭牌！是可忍，孰不可忍！”同时也振臂高呼：“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在一片“砸烂狗头”的怒骂声中，双方先是推攘，接着大打出手。我挤在人群中，仓皇而逃，差点绊倒被人踩在脚下，半夜还噩梦联翩。
翌日，我到学校，同学“程咬金”见我就骂：“我×你妈！”我一急，指着他脱口而出：“我×——”话刚骂一半，顿时目瞪口呆，只见他翻开“红宝书”，毛主席像正好与我面对面。我马上改口，说道：“你拿毛主席做挡箭牌，好反动哦！”“程咬金”却得意洋洋地说：“什么挡箭牌？毛主席是我的大救星！你指啊！骂啊！”我急中生智，手指头一弯，指向不远处黄桷树下踢毽子的他姐姐：“我×她的妈！”“程咬金”笑嘻嘻地说：“算你娃反应快。”就这样，同学们群起效仿，我们都手持“红宝书”，到处挑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直至后来被老师叫停。
“红造司”和“宣联总部”两派就张书记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中央支左部队 ”入驻宣汉。这支部队番号为7837，首长姓肖，是团政委，坐吉普车，很威严。他们是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宣汉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学校里，老师开始教我们唱：“英雄的解放军哩，支左就是好呃！毛泽东思想第一条，第一条呀嚯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呃，立场坚定斗志高……”
（二）
大概在1967年初，“支左部队”贴出声明，宣布“宣联总部”为“无产阶级左派”。我妈参加的是“宣联总部”，她此时摸着我的头，无比庆幸地说：“幸好这次运动没站错队啊！”“红造司”的革命小将们很不服气，一边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一边继续批斗宣汉中学的庞校长。庞校长实在想不通：“我一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咋就莫名其妙成了‘走资派’？”他最终受不了凌辱，自杀身亡。
同年3月，风云突变，宣汉县公安局得到上级指令，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红造司”首领及其干将。这次行动是全国性的，成都称为“二月逆流”，我老家慢半拍，就叫“三月镇反”，据说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造反派的疯狂反扑。我初中班主任王老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狱中。王老师顿觉天塌地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从此落下失眠症。
三四个月后，“二月逆流”、“三月镇反”被“中央文革”彻底否定。宣汉的“红造司”首领及其干将，个个成了“造反英雄”，凯旋出狱，砸烂“公检法”，掀起揪斗“走资派”的高潮。
同年10月，“支左部队”取消支持“宣联总部”的声明，宣布“红造司”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一夜之间，“宣联总部”树倒猢狲散。我妈实在弄不懂：“‘支左部队’咋变得这样快？”王老师出狱后，说自己早就看透了，无非是给人当枪使，干脆退出“革命组织”，当起了逍遥派。
此后，“红造司”大行其道，在保卫毛主席的金字招牌下，为所欲为，宣汉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全都倒了血霉。我们宣汉中学的学生“停课闹革命”，天天东游西荡看热闹，但看见的最大“走资派”也就是个地区农业局长。
1967下半年某晚，天很冷，“红造司”把宣汉原县委书记、时任地区农业局局长的苗某某揪出来批斗。批斗现场，第一个揭发者上台后，很恭敬地称他“苗书记”，苗书记回头对他报以微笑。红卫兵就高呼：“打倒‘走资派’苗某某……”苗书记大义凛然地说：“我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是革命干部，不是‘走资派’！”紧接着，一个黑大汉跳上台，吼道：“老子来揭发！59年、60年，你不顾宣汉人民死活，打肿脸充胖子，说宣汉农业大丰收，不仅不需要国家救济，还能支援国家建设，把宣汉粮食大批外调，饿死了多少宣汉人？就说60年李井泉（当时的中共西南局书记）来宣汉视察那天，你下令把城周边公社所有的老弱病残赶到山旮旯藏起来；年轻的，就挑着空粪桶，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形成一片生产自救的繁忙景象。李井泉连声说‘好’，你苗××就升官了！你知道不？就在那一天，山旮旯头的老弱病残饿死了几十个！好惨啊……”
我也饿过肚皮，听到这里，眼眶里泪花直转。一个老太婆闻言号啕大哭：“我的孙子啊，就是60年饿死的……”旁边一位大嫂也泣不成声：“我的男人啊，也是60年饿死的……”下面群情激愤，都冲上台去，要跟苗书记拼命。几条大汉跳上台，左右开弓，打得苗书记吐血。我挤到主席台前，听到苗书记忍着痛小声说：“我……我……我也是执行党中央……”“打死他，打死他！”广场上的声讨之声很快淹没了他的喃喃自语。这是我印象中最血腥的场面，当时却无人同情，连我妈都说“该打”。
（三）
在造反派的“铁拳”之下，“走资派”也学乖了，自备高帽、黑牌，只要一见海报，就自己披挂上阵，准时到达批斗地点。任由“造反派”批斗揭发，他们也不辩解，只是诚惶诚恐地认罪：“我毛泽东思想没学好，上了刘少奇的当，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
一天，我班几个捣蛋鬼搞恶作剧，偷偷在本校官校长的寝室门上贴出海报：勒令我校“走资派”官××，×月×日前往学校操场，接受广大革命师生批斗，否则格打勿论！那天，官校长准时赶到操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黑牌，低头站在主席台上。我们一群低年级娃娃都跑来看稀奇，连声喊：“官××，瓜娃子（四川方言：傻瓜）！”官校长点头哈腰：“是是是，我是瓜娃子！”大家就拍着手唱道：“有钱的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帽儿一戴，当权派；手杆一捞，金手表；脚杆一抬，牛皮鞋；腿一踢，华达呢……”
官校长始终低头站在主席台上，任我们笑骂。他是被打怕了。3个月前，教师“造反派”批斗他，他不仅不认罪，反而声称自己是三代贫农，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如反右、“大跃进”，以及后来学毛著、学雷锋，学校都是先进典型！“造反派”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他冷笑一声：“我还怀疑你是搞阶级报复！”这话激怒了“造反派”，结果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一天中午，我独自在官校长寝室外看蚂蚁搬家，他低声叫我：“小毛，你过来一下？”我很不情愿地走过去，他居然拿出个瓷杯，可怜兮兮地央求道：“能不能屙点尿给我喝？”我被吓得扭头就跑。晚上回家，我妈先抓出一把奶糖让我吃，然后说，童子尿能治跌打损伤，再拿出个瓷杯：“官校长被打成重伤，你把尿屙到杯子里，他拿去当药喝。”我嘟囔道：“他是‘走资派’！”我妈却开导我：“他是‘走资派’，但毛主席还说，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嘛。”我不懂，我妈继续说：“你已经吃了人家官校长的糖。”原来官校长求我不成，就拿一包奶糖来求我妈。我无话可说，只好去对着瓷杯尿尿。后来，官校长见我就说：“小毛，谢谢你的——”谢谢我的尿？我顿时羞成个红脸关公。官校长却认真地说：“——你的药。”
到了1968年，“走资派”被打倒，“造反派”内部又分裂为两大派别，势不两立，开始是“文攻”，然后是“武卫”，打得不可开交。官校长被罚去扫厕所，另外两位副校长，陈校长打扫校园，谭校长到厨房充当“伙头军”。一天，我们一群耍得无聊的娃娃，去厨房搞破坏。谭校长刚把滗干米汤的饭蒸在甑子里，“程咬金”就悄悄打开悬在锅灶上的水龙头，水“哗哗”地往甑子里灌。谭校长见状，脸都吓白了，赶紧捞出米饭重新沥水，结果蒸出来一甑子没有牙齿也咬得动的“粑粑饭”。谭校长带着哭腔说：“糟了糟了，又要挨批斗了！”没想到，“造反派”却说那顿饭最香最好吃，表扬谭校长改造得好进步快，要提前解放他。但此后，谭校长无论如何计算米饭起锅沥水时间，也没蒸出那样的“（火巴）（火巴）饭”。“造反派”就很有意见，罚他继续劳动改造。
作为当时的一名小学生，我经历了“文革”中形形色色的批斗会，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每想起这些，总是无限感慨，但愿这种疯狂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
本文摘自《龙门阵》2010年第11期，作者：谢不谦，原题：《我的“文革”：揪斗“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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