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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两大秘书陈伯达与江青明争暗斗始末

已有 754 次阅读2020-3-15 11:32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毛泽东两大秘书陈伯达与江青明争暗斗始末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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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两大秘书陈伯达与江青明争暗斗始末

2020-03-13 10:14 星岛环球网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参加编辑，作为主要成员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着作。此后，陈伯达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着作。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著杜修贤/摄影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这自然引起名列毛泽东五大秘书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与陈伯达相识较早，并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过合作。然而，后来他们逐渐产生了矛盾，明争暗斗日渐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好戏”。

陈伯达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作虎皮，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

陈伯达，原名陈尚友，1905年生于福建惠安县。从他曾祖父到他这一代，曾是四代书香门第。对这样的出身，陈伯达一直否认，他自称是贫农、破落户。大约从17岁起，陈伯达便在惠安、晋江、厦门和上海混事。应该说，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有志向和野心，但后来就成为中国政要，恐怕是他起先没有想到的。

1922年到1924年，陈伯达在厦门通俗教育社任编辑，初步显示了他的“笔功”。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1925年春被接纳加入国民党，同年去厦门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随后到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对共产党产生了兴趣，求学于邓中夏和瞿秋白门下。1926年秋到1927年4月，任中国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后投靠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1927年，隐瞒历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天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因参加所谓托洛茨基派组织，于1930年被遣送回国。1931年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授，讲解先秦诸子哲学。稍后，在天津被捕。1932年出狱。次年又参加托派，也参与察绥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活动，成为了一个抗日者。

1937年，陈伯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由于他上过大学，在当时以农民为主干力量的革命队伍中，算是个真“秀才”，所以他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近毛泽东，也有机会施展他的笔下功夫。这为他以后的进一步升迁打下了好的基础。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50年代陈伯达的主要工作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195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参加编辑，作为主要成员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着作。他抓住这个机会，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国已经诞生，毛泽东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于陈伯达来说，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了。

195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伯达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此后，陈伯达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着作。这些着作的出版发行，使陈伯达在国人印象中俨然成为中国的“首席理论家”。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中共七大时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进”到第21位。但此时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1958年5月25日，一直担任“副”职的陈伯达终于获得了一项正职任命:担任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红旗》的总编。《红旗》创办伊始，影响并不很大。但在随后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使《红旗》杂志为国内外所瞩目。进入“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更成为“中央喉舌”，负有传达毛泽东“最高最新指示”的重要使命，影响更甚于当时的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958年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一片“左”的狂潮的年代。一贯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陈伯达显出了更“左”的一面。然而，这一次却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1958年11月的郑州会上，毛泽东板着副严肃的面孔，一针见血地批评道:“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毛泽东以习惯自问自答的口气说:“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的话使台下一片哗然。陈伯达本想用自己这个“高见”来赢取声望，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好在当时中国建设正处于摸索阶段，建设性的意见不被人指责。这本应该令陈伯达吸取教训的，但他似乎没有放弃利用手中掌握的理论去获得权力的打算，他不想做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本来，当时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为数不多。如果陈伯达潜心研究理论，也许会有一番建树的。但这个典型的野心家，不会忘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企望借助书本寻找仕途，他热衷于宦海争斗早已超过了他对书本的兴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投入江青一伙人的怀抱，与康生一起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煽得更旺

陈伯达生于福建，南方的山水空灵，培养了他的机敏；久居“江湖”的历史，养成了他善于把握自己的本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像个稳健的商人，做着一桩桩保本的生意。1962年，陈伯达毛遂自荐，主动帮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在他任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全文，并编辑出版。但随后不久，又是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无限上纲的批判。

尽管陈伯达转向转得快，但刘少奇等的命运岌岌可危，陈伯达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毕竟是善于观潮弄潮的人。此时，江青势力的壮大形成似乎又给他带来了一次机遇。1965年11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竟然在北京无声无息，这引起了陈伯达的兴趣。他来回踱步在封闭房间里，同他喜欢的两名文人即关锋和戚本禹分析着当时的形势。不久，彭真和邓拓写作班子里的秀才、抗战时写过小说《晴天》的王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王力向陈伯达等人透露了彭真最近找刘少奇、邓小平研究当前学术问题的消息。陈伯达由此敏锐地感到一场以学术名义发起的政治斗争已经来临。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权衡再三，在认定准确无误后，把王力提供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青。

“好啊！老夫子！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继续摸情况，随时告诉我。”江青得意地说道。

江青正需要这类老笔杆子，这些人又没有什么主见，是御用文人型的。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经过一阵安排，陈伯达就欣然领命入伙了。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这是一篇给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呐喊的文章。在这篇陈伯达参与修改的文章里，用一种下战书的口气，杀气腾腾地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揭开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1966年4月9日到12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即是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也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革命原则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

陈伯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次会议从组织上正式宣布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如果说陈伯达此前是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准备的话，那么，他现在要参加到这一实践中去了。

江青发疯似地扑了上去，揪住陈伯达的衣领，不得已，陈伯达只好另找靠山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掌握的《人民日报》在刊登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他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当时坚持正确领导的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是“反党集团”，煽动师生与他们作坚决斗争。陈伯达还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坚持革命原则的领导和群众进行迫害和镇压，全国动乱哄然而起。

7月，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着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的支持。以后又与江青一起，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组织批判会，撤销工作组，号召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人们提到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一场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歪风高涨。别有用心的陈伯达和林彪可谓配合默契，他们有共同点，都野心勃勃，他们后来成为一伙也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位居第五位，排在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的前面，也把康生甩在了后面。花甲之年，陈伯达一次“赶浪”，使他步入了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年事虽高，但由于“官补”，陈伯达大有焕发青春、大干一场的热情。在对付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上，他摸准了江青的脉搏，异常活跃。得意忘形之际，陈伯达似乎忘了他正在同一个极为难处的女人共事。而正是这位国家“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使他陷入困境。

196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全国情况汇总，谈到了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全国到处一片打、砸、抢、抄、杀，党组织涣散了，政权快瓦解了。学校没人管，工厂陷于瘫痪。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心里十分不安，他紧皱眉头表示，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毛泽东正说着，突然只听一个女人在喊道:“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半道上杀进来，尖叫道:“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说现在不讨论此事。江青哪里肯收场，听说要把她发动的学生们管起来，她半是发疯，半是撒娇。江青起初牢牢抓住毛泽东的一个绝招就是伴嗔撒娇。她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泽东低头看文件，但在旁人中站起来了刚直不阿的谭震林，他怒视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

谭震林气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又咕哝了一句:“什么东西？”谭震林一生都很认真，“二月逆流”中，他因认真而被打下去了。此时，他的话给会议带来了极度不安的空气。江青的抽泣声在会场上扬起。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起来。大部分人迅速离开会场，如逃离是非之地。但这天的陈伯达不知是一种什么复杂心理，使他凑上前去:“太悲伤要伤身的。制怒，制怒。”他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陈伯达似教训开导，又似自言自语，说着说着，他眼睛直了，嘴悬在空中，只见江青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什么体面、影响全都不顾，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江青这一举动使陈伯达实在意外。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是这样。其实，江青是好面子的人。谭震林是党内老同志之一，批评她，她不敢当面有脾气，可脸没处放。现在你陈伯达狗胆包天教训起老娘来了。你算老几？你有今天，不是老娘提携你的？“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江青揪了、骂了，一提脚后跟，走了。陈伯达这才从噩梦中醒来，脸皮都撕了，他已无所顾及，追着远去的声音，他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骂完之后，他发现空旷的会场上，仅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突感四处逼来的寒气。后来的日子里，陈伯达一直感到这股寒气不散。

他在思考着，毛泽东已年过古稀，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百年之后，中国的天下将落入谁人之手哟？林彪！对！如今江青甩掉自己，应该向林彪挂上钩。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最反对什么“山头”、“集团”，正是因为有“山头”和“集团”的存在。

“你好啊！老夫子！”叶群接到了陈伯达打来的电话，她还保持着延安时打情骂俏的腔调，以为陈伯达又要报告他们哪一位敌人被他打倒了。陈伯达善于把事情办得发挥最大的功效。打倒陆定一，这是他的个人恩怨。但他知道陆定一同林家有矛盾，尤其是陆夫人严慰冰，从延安时就抓住叶群不是处女、假党员的问题不放。1966年9月，陈伯达同叶群通过电话后，下令正式逮捕陆定一。第二年3月，陈伯达和叶群一阵商议后，又对陆定一夫妇使用了重刑。这一箭几雕的做法，颇使林家高兴。尽管没有入伙，但已有几分亲近了。现在，陈伯达与江青的风波，叶群早有耳闻。陈、江的分手之日，叶群就想到陈伯达会过来。她欢迎陈伯达入伙，一来林彪手下都是搞武的，搞文的还真需要他这样的人；二来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她已知道江青无非利用陈伯达，所以拉陈伯达入伙很容易。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在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备部署前进，为扞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从此往后，陈、叶之间几乎天天热线电话，有时电话打到卫生间，至于谈些什么，这是天字号的秘密。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人们才清楚陈伯达是“一仆二主”。

老夫子原来是欺软怕硬的迫害狂，许多无辜的人经陈伯达不动声色地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祸临头

陈伯达一向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他是一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疯狂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凶犯！

每年的6月1日，是自从有国际儿童节以来，人类的天真节。但中国1966年的这一天却是所有天真的人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这天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像狂恶的暴风横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所到之处，拔树毁屋，摧梁折栋，制造了一出出人间罕有的悲剧。在它的“欢呼”下，国家的栋梁，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许多开国元勋，被投进了监牢；广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变成了“臭老九”，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流放”他乡；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帅和老将军们，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在它的“欢呼”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以及数不清的无辜群众，所遭受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炮制这篇文章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陈伯达。《欢呼》不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存在了17年的事实，竭力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要夺权，陈伯达等人就要打倒阻挡他们夺权的各级领导干部。于是，《欢呼》煞有介事地攻击“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梦”。它煽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陈伯达不仅仅把“横扫”停留在理论上。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发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等等。陈伯达的这一讲话，使受到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共达万多人，受迫害致死的有2955人，763人致残。

1968年，陈伯达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又毫无根据地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事实上，“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前一年的10月8日，这天，天津市的一个工人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80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同年11月在天津已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却一口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1968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陈伯达刚走到台前，就指着墙上挂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标语牌，对坐在台下的专案组人员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刻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在又一次接见专案人员的时候，更加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陈伯达一伙“立足于有，再审讯”，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进行逼供，用谩骂、斥责，甚至用“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同年底就追出了一起离奇的、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诬陷这些革命的老同志“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这都是这个“小小老百姓”做出来的。

如果说在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以及“中国(马列)共产党”案中，陈伯达只是下“指示”的话，那么，迫害陆定一他是亲自动手了。他利用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从1966年10月12日，平均每10天就发一次“指示”，有时打电话，有时亲自跑到专案组，指令要给陆定一带上铐子，交红卫兵审判。从政治到生活，从肉体到精神，对陆定一多方面进行迫害和摧残，后来亲自下令将陆定一逮捕送监。

对陈伯达的这套整人本领，梦想“改朝换代”的林彪、江青一伙十分赏识。江青吹捧他“点子多”，林彪、叶群又封他为“军师”，同时他自己也达到了政治顶峰。在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在由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在毛泽东、林彪之后，竟位居周恩来之前。

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林彪一伙从此一蹶不振，陈伯达更是一个跟头从庐山顶栽到了山脚下

有高峰就有低谷。狐狸的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真正看到了陈伯达的“尾巴”，并牢牢抓住不放。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宪法》，就是是否要设立国家主席。《宪法》起草小组的陈伯达，又一次和林彪合作干大事了。他积极支持林彪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观点，这套“天才”理论又是陈伯达的杰作，从而彻底暴露了他和林彪的不正当关系。此时，毛泽东异常的清醒！毛泽东说:“陈伯达带的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这时已认识到，陈伯达是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是混入党内的反党分子。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从陈伯达30多年在重大问题上不合作说起，揭穿陈伯达搞的“天才论”的语录几乎没有几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起了关键作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受到应有的严厉批判。

会议结束后，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的审查。1971年，中央提出了陈伯达问题的实质，认为，“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吴、叶、李、邱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中央只针对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追随林彪、叶群抛出“天才论”，为设国家主席之争所犯的错误，而没有对陈伯达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进行起诉。他暂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陈伯达最后求见毛泽东。叶群、江青同声大呼:“我们上了老夫子的当”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种少数人无法无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要恢复法律的尊严。古人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把陈伯达只列入党内审查，很多高级干部不同意，许多群众也不能答应。

陈伯达最后一次求见毛泽东希望洗脱罪责

1980年冬季，一个姗姗来迟的被告走上法庭，他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出场的前一天，他问监管员:“明天是不是该审我了？”“你怎么知道的？”监管员知道通知他的时候还未到，有些惊异地望着他。“是我计算的，前面四个我估计已审完了，该轮到我了。”这一天是1980年11月27日。问话的是头脑仍然很清醒的陈伯达。

众所周知，起诉书中没有按1971年1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等材料去认定陈伯达的罪行，包括1971年批发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是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和“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在组织进行“两案”审判准备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属于党内路线错误的问题，列入党内审查的范畴，不作犯罪事实起诉。

在起草起诉书中，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实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则，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

经侦查，认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主犯。

起诉书送到后，陈伯达监号里传出哭泣声。

冬日里的寒风卷着一个老头儿的哭声在狱中空旷的空间里翻滚，很可悲。

11月1日，陈伯达找工作人员谈话，说:

“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他陈述了对起诉书中一系列细节上的辩解，然后说:

“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最后，他又目光飘忽地说:

“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最后这句话道出了陈伯达的心迹。

陈伯达曾求见毛泽东，他想毛泽东或许能解救他。他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也知道毛泽东一句话的威力。陈伯达求见后，毛主席那里便回了电话，让他去。这是他最后一次面见毛主席。

毛泽东一见陈伯达，握手后便说:

“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看我了。”毛主席说这句话，让他一阵辛酸。

解放初，陈伯达因协助毛主席做一些文字事务，从党校搬到中南海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同江青有矛盾，江青说他干涉过毛泽东的事。恰巧这时他后院“起火”，他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在钓鱼台住处做了一件不适合她身份的事，被江青下了逐客令。

陈伯达对搬出中南海曾犹豫过一阵，一来在这里找人做事很方便，二来他的书太多。据说，他一生写过不少作品，包括《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等长篇历史巨着，后来陈伯达连工资带稿费只剩下3万元，其他全买了书和字画。

过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藏书居首。陈伯达虽然书多，但毕竟顶不住江青，最后他搬到北京新建胡同，搬出去见毛主席自然就成了一件难事。

毛主席见面就说陈伯达不见他了，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泽东对他庐山问题的谈话是:

“可以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陈伯达在庐山作了较长时间的检讨，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审查。

但据他后来知道，就是这天晚上，叶群带黄、吴、李、邱同江青讲和了。叶群称“上了陈伯达的当……”江青也说“老夫子与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这样，双方都把坏事推到陈伯达头上。据吴法宪交代:

“错误是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这话是林彪讲的。”

中央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定论后，陈伯达还是盼望毛主席能发一句话。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打倒，中央决定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陈伯达还在等待新任领导人发一句话。他像一个田野的守望者，等待着那个金色的季节来临。他自知自己罪大恶极，但等待是他的权利和希冀。

当冬天的寒风卷起片片落叶在狱中翻滚的时候，陈伯达才知道他梦中的金色日子越来越模糊了。

此时，不知他明白没有，中国已逾过了一个朝代，一个在逐渐削弱个人说话有如此权力的时代。一个法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但陈伯达似乎没有全明白，至少他对那个金色的日子还抱有幻想。由等待到幻想，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去。”在铁证面前，陈伯达不得不低头认罪

同监管人员谈话后，陈伯达面壁思考了半天，然后说:“我一急就说不出话来，要个律师吧。”

陈伯达要律师有两个原因，一来他怕急了说不出话；二来他一生中感到汗颜的事是他不会讲普通话，属于讲中国话还要翻译的人，这不禁使林彪、江青都有些瞧不起他。

就连聂荣臻元帅也回忆说:陈伯达在攻击老帅们“二月逆流”时，他那福建话别人都听不懂，咕咕哝哝，我根本没理他。

陈伯达怕再遇到这种情况，他要请律师，并写一张条子，“我要律师，为我辩护。陈伯达，1980年11月1日。”

他向中纪委请求派人同他谈话，派谁？当然他希望派陈云，因为从报纸上他早已知道陈云担任中纪委负责人。

这大概是他升起的新希望。在他被判刑之后，他还委托有关人员转达如下的话:

我希望陈云、邓小平、彭真考虑给我一条出路。对我的案子，大的方面讲是宽，可实际上就是关死。我活不到85岁了。我承认我有罪，但也要考虑当时前前后后的情况。搞了一辈子革命，落了三条罪，现在打倒了，报上什么罪名都给我加，有些我实在不知道……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来，研究点经济史、历史，在死之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无害的工作，搞出一点小名堂。

11月17日晚，法警向陈伯达送来了特别法庭开庭的传票，陈伯达拿在手上如同拿着烫红薯。

陈伯达看完传票后对法警说:

“现在我脑子很乱，眼睛也不好，材料写不完，延长点时间吧。”

法警宣布自己是执行法庭的命令，陈伯达火了:“为什么闹得这么紧张呢？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他唠叨是唠叨，但写辩护材料的事却抓得很紧，当晚就赶紧起草。但他写了几笔就嫌灯不亮，就10平方米的监号，已有两个50W的灯，地下掉根针也能看见，可他硬说看不见。

监管员又给他添了一枝蜡烛。不一会儿，陈伯达又叫不行，还是看不见，又加了一根蜡烛。

几分钟后，陈伯达问:“有煤油灯没有？”

这天夜里，陈伯达服用了三次安眠药还是没睡着……

开庭前的两日，律师应陈伯达的要求，再次同陈伯达谈话。

陈伯达主要对起诉书中所列“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

“这事这会忘记了。如果我真正参与这个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是江青、戚本禹他们策划煽动起来的……”

律师记录了他的谈话，同时安慰他应当相信法庭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必定会区别对待的，不要胡思乱想。生活上按照看守人员的要求办，注意休息。这些话使陈伯达安静了许多，他开始用平稳的声音说话:“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