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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伟俊为啥在诊疗中我绝不采用中西医结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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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伟俊为啥在诊疗中我绝不采用中西医结合法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邹伟俊：为什么在诊疗中，我绝不采用“中西医结合法”？
邹伟俊 南京高年资中医师 2019-03-17 08:44:52 来源：观察者网
关于中医文化、中西医之争，常常引发舆论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废止中医，引发“中医存废”之争。
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汪精卫等人便曾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提出取消旧医药的主张。在许多中医的抗议下，这场“废止中医案”最终没有成功。为表纪念，中医界人士将当年的3月17日定为“国医节”。今年正值国医节90周年，而围绕着中医的争论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专访“孟河医派”传人邹伟俊先生，以期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医文化的发展路向。“老中医”的这些理念，你赞同吗？
【采访/吴立群】
提问：孟河医派同其它医派相比较，有何特点？现在的主要传人都有谁？
邹伟俊：孟河医派同其它医派不同的特点在于和缓，它包括用药和缓及用心和缓。和者，调和生命，不在治病上走极端；缓者，治病不追求快速与立竿见影，避免折腾病人。
但由于长期压抑，孟河医派将要名存实亡。据我所知，原江苏省中医院的老院长邹云翔教授是正宗的孟河医派传人，因此，作为他的弟子，我也是孟河医派的传统中医，其他我实在无法述说。
提问：在近代史上，常有废黜中医的提案（比如傅斯年就有废黜中医的提案）。就您的了解，孟河医派是如何在民国的沉浮中存续下来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知道的故事吗？
邹伟俊：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遇上了要废黜中医的狂风，后来因中医界团结抗争，去南京请愿，得到了国民党一批元老的支持，迫使上层停止这股狂风，这才获得胜利。这就是中国3月17日国医节的来历，今年已是国医节九十周年纪念了。
但要说明的是，当年这股欲消灭中医的狂风出现，还有国际背景。现在通过解密的资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当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尔集团的阴谋，它们觊觎中国数亿人口的医药市场。他们当时又以慈善的面目出现，帮中国办协和医院，办协和医学院，在中国培养西医，作为他们抢夺市场的开路先锋。
比如余云岫，他于1929年3月提交给卫生署一份废黜旧医案被批准。傅斯年的废黜中医案也是这一类东西，表明中医面临的已是社会问题。
余云岫
这年3月中旬，国内中医界奋起抗争，去首都南京请愿。后在国民党大批元老的支持下，否定了余云岫的提案，意味着中医界获胜。孟河医派也就又这样存续下来。那时，南京大名医张简斋继续撑着孟河医派，并开创金陵医派，抗战时期又去重庆，坚持到抗战后。张与孟河医派传人邹云翔当时又都在重庆坚持孟河医道。1950年张简斋在香港逝世，1950年以后，邹云翔则继续在中国大陆力撑孟河医派，直到他1988年初去世。
提问：新中国成立后，孟河医派发展如何？
邹伟俊：新中国成立以后，孟河医派发展有限，其原因大致如下：
1950年代中期开始提倡中西医结合，但这也在不和不缓地“消灭”孟河医派。
而且，1957年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社会知识界充满了极左意识形态，特别是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矛盾调和论”与“阶级调和论”后，中医界无人敢提孟河医派。这显然是对提倡和缓之道的孟河医派极为不利的，直到七十年代以后，孟河医派几乎已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孟河医派出现了传承危机，眼下所标谤的孟河医派传人大多是假的。
提问：在现代，我们常说“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对于这样的诊疗方法，您怎么看？在实践中，您是否也会采用呢？
邹伟俊：我绝不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我的老师邹云翔院长也反对用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我们一直采用“辨证诊治”的传统中医诊疗方法。因为“中西医结合”的缺陷是过度诊断与过度治疗（中药加西药，皆谓之过度医疗），而过度医疗对病人是一种折腾，对康复是不利的，而“辨证施治”则是对生命的整体诊断及系统治疗，与中西医结合差别太大。
提问：网络上关于您的采访中提到，您正在进行中医医案的大数据整理，在具体操作中，您选择医案的标准是什么？
邹伟俊：在当今孟河医派的传承危机年代，光讲大道理，搞些纪念活动已无济于事。故而我晚年潜心孟河医派的临床研究，从医案方面作研究。2008年，我开展了中医话疗医案的研究，用上现代化的电子设备摄像机、录音机，把我与病患者在临症中的对话实录下来，让学生们整理成文字医案，数量上要成千上万，前无古人。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整理，犹如愚公移山。这些医案没有刻意的选择标准，只是求实录，留给后人去研究。
还要说明的是，我同时还有一项中药小剂量使用的临床研究，是与上述中医话疗配合使用的。这样才能体现孟河医派，也就是我对于孟河医派的弘扬。
邹伟俊给学生讲课
提问：您过去曾提到和钱学森有着密切的交往，钱老对您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邹伟俊：从1982年5月17日开始，至1986年夏，钱老给了我近六十封信。我们实际上通信互动了十五年。因此，他老人家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1. 定了我生平的师带徒学中医的方式，反对当今中医药大学那种中医教育方式；
2. 希望我从事中医现代化研究，不要故步自封，但他反对中西医结合，不赞成中医西化；
3. 支持我开展唯象中医学研究；
4. 支持我开展中医心理疗法（新“祝由科”）研究；
5. 支持我研究泛化思维。
就此我俩成了忘年交。今年是钱老逝世十周年纪念，我准备在今年把《我与钱学森先生通信互动》一书编出来作为一种纪念。
钱学森
提问：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医的争议很多，权健事件也在舆论场里和中医扯上关系。您觉得在此背景下，中医该如何激浊扬清？
邹伟俊：其实，近百年来中医一直在遭受非议与攻击。面对庞大的利益链，想扭转乾坤，那肯定是阻力重重，犹如鸡蛋碰石头，故而我也只能用上述所说的方式，以编书的方式，把传统的孟河医道保存下来，耐心等待天时、地理、人和之利。眼下是风雨飘摇，未来会雨过天晴，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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