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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唐山大地震是怎么漏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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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唐山大地震是怎么漏报的？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唐山大地震是怎么“漏报”的？
秦明 · 2020-02-18 · 来源：红色江山
走群众路线，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时代地震预报能够数次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唐山大地震发生前两个多月里已出现多名“吹哨人”，“漏报”恰恰是某些人背离了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的群防群测路线。回顾一下唐山大地震被“漏报”的这段历史，对于正在发生的这场瘟疫而言，也算是“知古鉴今”吧。
摘要：走群众路线，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时代地震预报能够数次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唐山大地震发生前两个多月里已出现多名“吹哨人”，“漏报”恰恰是某些人背离了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的群防群测路线。回顾一下唐山大地震被“漏报”的这段历史，对于正在发生的这场瘟疫而言，也算是“知古鉴今”吧。
秦明 整理
前天编发了《中纪委严查不作为，从青龙奇迹看武汉与潜江之间隔着什么》一文，引来某人的谩骂，大意是唐山大地震也是发生在毛时代：
本来笔者只是提醒对方不要骂人，然后把他的看法挂出来认真回复了一下。对于不同意见，只要是言之有据的认真讨论，笔者都愿意发出来，毕竟，真理越辩越明。
一位网友看不过去了，也出来指责他不该骂人。十分感谢这位网友的支持，但这条评论笔者并没放出来，本意是希望评论区可以围绕文章本身提出的问题讨论，而不是来回的骂战：
这条谩骂评论被他删除了，笔者的评论也随之没显示了，上面是公号管理后台的截图。不成想接下来却是该人无休止的谩骂，对这种不愿坐下来好好辩论的人，笔者只能拉黑了事：
网友“淡白色”评论说：“这跟毛泽东思想无关，任何朝代都会有一些有良心负责任的官员”，这话的确也没毛病，但唐山大地震出了一个青龙奇迹却的确跟干部有没有真正贯彻正确路线有很大关系，不能用一般性否定特殊性。
接着笔者上面截图中对骂人者的那段评论，笔者就在“话语空间允许”的前提下，尽力回顾一下唐山大地震被“漏报”的这段历史，对于正在发生的这场瘟疫而言，也算是“知古鉴今”的一种尝试吧。
有的网友觉得很奇怪，瘟疫横行的时候，笔者为什么要揪着地震预报不放呢?这还是受了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的启发。方舟子有很多著名论断，诸如“中医是伪科学”，“转基因食品更加安全”,“地震不可预测”之类。这次瘟疫，让传统中医药再次大放光彩，方舟子自然是不认可的，大不了装鸵鸟。
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候，有医生斩钉截铁地说，这病毒没药可治，美国的特效药还没到临床。从提醒群众提高警惕、积极预防的角度，这话可以讲。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医药的治疗效果确实还可以——所以“没药可治”这话讲的绝对了。的确专门针对病毒的靶向药物还在验证，即便结果出来了，也要仔细论证药物对人体有没有副作用，这是西医的思路;中医的思路则是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压制病毒，大量的案例说明，中医药还真就给治了。
1955年夏，毛主席到杭州视察，有人跟他讲血吸虫病危害很大，但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毛主席就不信这个邪，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亲自指导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正应了毛主席的那个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地震预报也是如此。
地震真的不能预报吗?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相继发生里氏6.8级、7.2级地震，给当地百姓生命和财产带来很大的灾难。周恩来总理亲赴灾区慰问，返京后周总理召集有关专家开会，研究邢台地震发展的趋势。
1966年，周总理赴邢台地震灾区慰问
会上，周总理提出了“地震能否预报”的问题。在场的不少专家认为苏、美、日等国, 特别是日本是多震的国家, 科学技术发达，目前都没有解决地震预测问题，言下之意我们更解决不了。
时任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四光同志力排众议, 他发言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他对总理说：“我看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不过我们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以探索发生地震的规律是什么……”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套“群测群防”的地震预报机制在我国很快建立了起来。“预防为主, 专群结合, 土洋结合, 多路探索”的总方针，最终在1972年的全国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上确立下来。
所谓“群测群防”指的是在政府号召下的全民直接参与地震监测预报以及防御的活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都被动员起来，研制简易观测仪器，借助各种便利条件设立宏观异常测报点，投身地震预测预报之中，甚至有部分工矿企业投入人财物建立了专业的地震台。到70年代末，我国建立起群众测报点几万个，其中骨干测报点6108个，业余测报人员20多万人。
而李四光同志不仅首先提出地震可以预报的命题, 而且在此后的数年中组织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专群结合地震观察台、站，开始艰难的科学探索， 成功地在神州版图内圈定了地震可能发生的区域，他曾经多次提醒从事地震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彝良大关;要注意四川松潘;要注意唐山……将会发生强烈地震”，这些成为后来中期、近期和临震前的预报依据，而且都被后来地震所证实。
1969年，毛主席与李四光(左)交谈，探讨地质学问题
走群众路线，专群结合（专家与群众相结合），
这是毛泽东时代地震预报能够数次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了里氏7.7级地震，震中裂度10度，震源深度10千米。震前出现了“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骒马伤人”等预兆，有关部门综合附近观测点的数据和迹象，预报近日内有地震。但因为是初次预报，时间也没法太精确，还没有系统部署。部分单位将人疏散当开阔的广场地面集中，这些单位的大部分人员未受伤害。但由于这次地震系浅源地震，且发生在夜间, 又是人口密集地区，加之是初次预报，一些人不太相信，最后还是造成了15626人死亡，26783人受伤。
1975年2月4日，位于渤海湾东北的辽宁南部海城发生了里氏7.3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造成强破坏。因为毛远新等辽宁的领导震前认真贯彻和执行了周总理对地震以“预防为主”的教导和尊重科学、尊重预报的方针, 公开进行地震预报，当地政府积极组织城乡居民露宿避灾。地震仅造成死亡1328人, 受伤16980人, 已将震时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首次作出的准确的临震预报，盛誉世界。
早在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辽宁南部就被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为进一步预报提供了战略工作区域，在加强前兆观察的基础上，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1975年2月4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
海城地震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经过我国地震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作出的准确预报，充分体现了“群防群测”的优越性。海城地震之后，地震预报的总方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这一条重要方针。“群防群测”体系最终成型。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山区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属于震群型。专群地震队在震前已综合群测点信息作出了临震预报——附近30多个县的群测点的简易仪器和精密天平仪出现突跳，地下水、动物出现异常……当地政府除了紧急层层传达、还用大字报形式到处公开粘贴临震预报。各有关地区立即进入临震戒备状态，绵阳、阿坝等地、州各县采取了紧急防震措施，动员民众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专群地震队紧接着又及时预报了22日的6.7级和23日的7.2级地震。最终，这场震群型地震仅造成145位同胞遇难，600多人受伤的结果，极大减少了人员伤亡。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地震的确是可以预报的。有些人以为地震预测仅仅有毛远新那次撞大运，事实上，群防群测体系建立起来后准确预测了20余次大小地震。但看到这里，网友们大概也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何松潘-平武地震发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却能作出临震预报?松潘-平武还是处在四川西北部偏僻的高原地带，而唐山却是地处京畿，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更应该重点监测的地方，却没有作出临震预报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是怎么“漏报”的?
唐山大地震是怎么“漏报”的?
据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唐山地震》统计，唐山地震后，广大地震工作者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可以说，地震前兆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仅唐山本地的地震监测台站就多达四十几个，群防群测监测点中骨干点都有85个之多，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大地震发生前两个月，地震局内部以及其下属的检测网已经涌现出多位“吹哨人”。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之际，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对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说：“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剩9个小时。
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四川北部(就是上文提到的松潘-平武地震)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
支持耿庆国意见的在当时地震局里，有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人。但汪成民的意见也是一直被压制。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作震情发言。主持会议的时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
代表青龙县听取汪成民做震情通报的，是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19日一散会，王青春便立刻往回赶。到家已经是7月21日了，王青春连夜整理记录，然后报告县里。
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风险决策了。既要预防地震，又要避免其他风险，包括不震引起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事实上，青龙的临震信息并不完全来自汪成民。青龙县自己就有两个群测点，从1975年8月开始投入观测，1976年5月开始出现数据一场，到7月17日就更明显了。
多个相互佐证的信息让青龙县县长冉广岐同志提高了警惕。县里通过广播、会议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形式介绍地震知识，防震方法，还把防汛和抗震结合起来，每个公社安排一名书记、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具体落实防汛抗震工作等。最后，冉广岐在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27日，马路两边大喇叭里广播着“随时发生地震”的警告。
冉广岐坐镇帐篷中，指挥青龙创造着人类灾难史上的奇迹，这就是“青龙奇迹”。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持续约23秒。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
对地震局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简要评述
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几年，“漏报”的责任被甩给了那四个人的破坏。但80年代以后地震“群防群测”体系荒废，“地震不可预测”成了“中外共识”和“科学共识”，也没人提“漏报”的事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大人物，有些话没法说太开，这里只能对“漏报”反应的地震局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一个简要评述。
从上面的过程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哪些人对唐山大地震已经给出了“预报”，又是哪些人在压制正确意见。可是，有人或许又要问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不是说这段往事还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吗?毛主席去哪里了?
《唐山警示录》一书是张庆洲同志花了两年时间，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翻阅了大量资料写出来的。本来2000年就应该发表，地震局迟迟不准发表;2006年1月出版后，很快又被“回收”。
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
1975年1月12日，全国(地震)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什么是“东西之争”?所谓“东派”是以汪成民、耿庆国等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专家为代表。他们重视基层意见，走“群测群防”道路，坚信唐山一带有大震。对立的“西派”是以查、梅这些处于较高行政权力、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
汪成民对张庆洲说：
“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看到没有？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没有普评制，当领导的就可以不对其下属和群众，真正负责任。所以才真相难求啊！】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局里)当权的人。”
当权者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逼得汪成民不得不去地震局大楼刷大字报。
尽管如此，当时的局领导和处于决策地位的专家(梅等)仍等闲视之、不以与闻;他们指责基层观测数据不准，“线路很乱”，“干扰所致的误报”，甚至以十分傲慢、语带讽刺地对马希融说：“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专家路线”，这条路线在1975年重新抬头，又很快受到了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就能彻底解决两条路线的力量对比，实际上大量岗位上的大量的干部是非常信奉“专家路线”的，这就是现实、非常不均衡的力量对比。毕竟，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周总理已经辞世，毛主席也已在弥留之际，青龙出了个冉广岐，唐山却没有毛远新。
其余的话
回顾了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在“群防群测”的群众路线之下，地震完全是可以预测的，尽管那个年代预测到的地震次数只占当时地震发生数量的10%，但“群防群测”毕竟刚刚起步，还在积累经验和探索;唐山大地震“漏报”的锅也不能甩给毛主席和他代表的正确路线，“漏报”恰恰是精英的自负和背离群众路线的结果。
唐山大地震三天后，一份关于唐山地震的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病榻前，此时，病重的毛主席说话都困难，但仍坚持亲自处理文件，中央对唐山地震的报告、请示、通报等文件，均由毛主席亲自圈阅后付诸实施，全力救灾。
毛主席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说：“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这场地震死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毛主席一生爱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强调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深厚的感情，见不得人民受苦受罪，何况如此罕见的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主席溘然长逝。海政歌舞团曲作家王锡仁同志在临时用塑料布搭的防震棚里，沉浸在主席逝世的悲痛中，为国家的命运踯躅、彷徨。他手里捧着团里词作家付林刚写好、交给他的一首怀念毛主席的歌词，在秋风秋雨摇曳的烛光下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动人旋律。
笔者每每听到卞小贞的这段原唱的时候，就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是一首毛主席的颂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挽歌——一个时代结束了，一种路线结束了。但毛主席的这段艰辛探索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璀璨的一章，留给我们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颇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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