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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国共两党的三次秘密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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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国共两党的三次秘密和谈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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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的三次秘密和谈
2019-12-09 09:31 星岛环球网 来源：《文史博览》 范小芳等文
核心提示：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渴望中华和平统一的人士往来两岸之间。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三次和谈都最终搁浅。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1957年初，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
1957年4月，宋宜山抵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他，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等人作陪。周恩来告诉曹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这天恰逢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曹聚仁回到香港，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
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王君突然造访，王君告知：蒋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出来，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一直驶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在一间豪华客舱，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蒋经国迎上来和他握手。寒暄叙旧后，两人便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说，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蒋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
整个谈话，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出马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赴港。然而，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最终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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