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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为何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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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毛泽东为何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为何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2019-11-11 15:5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长期以来不抓阶级斗争，是与自己对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他不能容忍党内意见的不统一，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人意见的不统一。
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根据会议所反映的问题和毛泽东的讲话总结整理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进行了适当纠正，要求正确地对待基层干部，把基层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而“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要求尽快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
同时，《二十三条》中还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标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但是，《二十三条》也存在着在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严重的不足和“左”的倾向，对城乡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论断，强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列的条文，有的地方做了文字加工，有许多地方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原话。从整体上看，这个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在讨论中，彭真插话说：“农村‘四清’，中央搞了一个《前十条》，又搞了一个《后十条》，应该说是……”
“不要讲那个《后十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彭真的插话，“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我看北京就是有两个独立王国在那里明显地存在着！”
毛泽东还说：“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确认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他已经不能容忍别人再反驳他的正确意见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已经完全否定了与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直接关系的“后十条”；他已经把刘少奇作为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是睡在他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在《二十三条》中，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但毛泽东的真正用意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了。而且，只要人们仔细阅读《二十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坚持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甚至认定中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导致他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导致了党内“左”倾思想的膨胀和发展。
那么，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呢？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人们理解，所谓走资派，主要是指那些热衷于搞修正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又在党内掌握着一定权力、担任着一定职务的人。这样一来，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人们自然就把那些党内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而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同志统统划成了所谓的“走资派”。“走资派”的提出，使一些人想：如果不是苏联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如果美国没有封锁中国，如果蒋介石不是趁火打劫地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如果印度也没有派兵入侵中国的边境地区，如果刘少奇从一开始就完全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但是，一切客观事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苏联就是出了一个赫鲁晓夫，而且又出了一个勃列日涅夫，可能还会出什么别的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的人；美国封锁、敌视中国大陆由来已久，这是他们国家的既定政策；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这辈子注定是难以改变的了；印度入侵中国边境，是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妄的扩张主义所决定了的；只是，刘少奇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从领导安源煤矿罢工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从遵义会议到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从延安坚持抗日持久战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从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从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都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怎么现在两个人的观点、意见、对一些问题的根本看法都不一致了呢？刘少奇之所以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因为他在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认为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材料，认为要想使中国的广大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必须解放生产力，必须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吃大锅饭是绝对不行的，解放后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刚刚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广大农民潜在的巨大能量还没有真正释放，即被“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刮得晕头转向，农民爱惜自己土地的热情遭到打击，再加上“一平二调”和发生在许多农村干部身上的“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是由于发生在党内的“左”倾思潮起着主导作用，他要尽全力扭转这种局面，但却力不从心。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于走集体化道路，任何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外界压力以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更加证明了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战胜世界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长期以来不抓阶级斗争，是与自己对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他不能容忍党内意见的不统一，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人意见的不统一。
《二十三条》就这样制定出来了，中共中央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通知：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就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孰是孰非，参加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的人们无法明确地判断，只能是留待历史给予客观的证明。但在这次会议上，人们都举了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说，《二十三条》是“绝对正确”的。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
来源：人民网
党内老人状告张春桥是"叛徒",毛泽东为何置之不理?
2019-11-11 11:17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 “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 “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但历史毕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作为“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张春桥之流已被“彻底否定”，但产生他们的社会土壤是否彻底清理干净了？对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号的文化清理还会继续下去。
来源：《学习时报》
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2019-11-10 11:03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华国锋与毛泽东（资料图）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批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一行。此时，他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简单地寒暄几句，就草草结束了。6月初，毛泽东突发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之后，中共中央向世界公开宣布，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9月6日，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发出第23号电报，通报从9月2日以来，毛泽东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9月8日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之后完全无法说话。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去向毛泽东告别。
根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8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四肢发凉”。9月9日0点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点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点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同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电视里播出了人们悲痛欲绝哭泣的画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早在7月下旬，纪登奎、姚文元就已经代表中央政治局让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周启才起草了毛泽东的讣告和悼词文稿。当时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讨论悼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汪东兴突然对周启才说：“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所谓“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华国锋听了汇报，表示同意。叶剑英、李先念也表示赞成。“四人帮”都不做声。没有出席会议的汪东兴听周启才汇报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
追悼大会召开前10分钟，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华国锋让周启才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后转、面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张春桥突然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人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周启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这当然是捣乱。屁股不对着广大群众，就要对着毛主席像，别无选择。
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同时，在全国城乡、厂矿，在行进的列车、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像父亲一样主宰着他们命运的毛泽东，更因为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沉重隐忧，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说：在毛泽东逝世后参与治丧后事中，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问题困扰苦恼着，便劝华国锋“站出来，和他们斗”。华没有表态，继续在思考。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叶还劝华国锋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并告诉他找谁先打个招呼。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曾回忆说：9月10日（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李先念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军队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军队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军队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9月11日，华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第二个是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德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心，此后并与华、叶进行了多次具体商议。此外，吴德在粉碎“四人帮”的具体部署中，还起到了控制北京卫戍区部队采取行动和防御北京外围的重要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军队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是一个焦点问题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毛泽东在纸上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只传达了前两句，后一句没有讲。华国锋传达这两句话时，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记录，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的9月16日，经姚文元修改审定，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用黑体字推出了一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写道：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姚文元在电话里特别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之后，“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特别是上海的《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设四个小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但是，华国锋在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里，并没有写这句话。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本是一个错误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出席会议者。华国锋讲话说：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说：第二句后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说：对，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由于王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都没听清华国锋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于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审时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主审者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华国锋看到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并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当“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华国锋、汪东兴开始出面纠正。
姚文元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说：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多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讯员问姚文元：“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姚文元回答：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9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用急件送给华国锋审查。10月2日，华看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面画了一个大问号，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本来乔当天就要在联大发言，因为时差，才赶上修改。但随后，张春桥却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也同意张的意见。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文中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著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的杀气腾腾的战书，公开向华国锋宣战。此事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
抓捕“四人帮”后，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责成其交代《永》文的发表经过和与姚文元的关系。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党委报中宣部批准，对莫艾作出结论：《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命题、内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针办”不准确。在华国锋10月2日批示指出错误后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姚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10月4日晚，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告别。根据当晚护理记录，再加上抢救医生回忆，证明毛“在逝世前几小时，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所以，毛不可能对张春桥说此话。况且，从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分组值守，毛若对张说此话，其他人不可能都没有听到。华国锋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离开大兴分校时，她又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从“准备学习公报”一句看，这些“盛大节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讯”应该是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一类等已经在考虑中的事。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
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结束，原准备在国庆节后10天再对“四人帮”动手
华国锋、叶剑英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后，开始准备具体方案。1976年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者中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结束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后，三人认为：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最后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华国锋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随后，华国锋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时，叶剑英又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指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备。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接着，叶剑英再次造访华国锋，希望华尽快解决“四人帮”。
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来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汪东兴要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晚9时，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对他说：我和叶商议，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来议定。汪回去后，又与张、武两人进一步商讨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时。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细则。为此，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
10月3日（或4日），吴德到华国锋处。华对吴说，叶剑英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剑英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如果这支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判邓小平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领导苏振华，做通了吴忠的工作。
吴德随后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德又按华国锋的指示找到陈锡联，陈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吴德与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详细作了汇报：确定以召开会议的名义把王、张、姚找来中南海怀仁堂，名义是：一、讨论《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二、讨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解决顺序是：先解决王、张，再处置江、姚。毛远新区别对待，就地监护。叶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必会成功。要特别注意保密。
汪东兴、吴德在华国锋家里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商议。三人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由华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组织的人分别对其隔离审查。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对她隔离审查。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在最后一次商议中，华国锋说，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会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叶剑英注意到这个情况，于10月5日下午找到华国锋紧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动，尽快解决“四人帮”。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时间，提前到6日晚8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下午，华、汪前去检查了准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
10月6日晚8时左右，“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前后仅用时35分钟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常委会议，内容有：一、研究《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下午3时，汪东兴把张耀祠和武健华叫到办公室，宣布：“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为完成这次行动，经过反复挑选，从中央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和中央警卫团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广银，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姚文元。
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颁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晚6时30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时20分，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叶剑英。他对在场人员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时40分，华国锋来到。三人进行了简短商议，汪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7时45分，华、叶、汪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在左、叶在右坐下。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央决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叶要汪坐下，汪谦虚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这里。然后，他到屏风后面去指挥。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与张春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们已经预感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姚后来在审讯中交代：张春桥说，华对批邓不积极，“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姚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后来姚又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该提高警惕。”姚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张春桥十分清楚，那个“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没有什么反应。姚文元还回忆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晚7时55分，王洪文第一个进了小门，身穿军上衣便装，夹着皮包，毫无戒备之心。两个行动组员立即从两边将他胳膊紧紧扭住。王涨红脖子咕噜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然后拼命扭动胳膊，蹦着双脚。后面的人抓住腰带将他提起，控制在华国锋正面。华国锋伸直两臂按在桌子上，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被扭离现场戴上手铐后，叹息一声：“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晚7时58分，张春桥心事重重地走进来，身穿灰色中山装。他迎面看到华、叶端坐中间的异常情况，放慢步子嘀咕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两个行动组员冲上去快速夹击，把他扭架到华、叶面前。华宣布同样的中央决定后，把张押出现场。张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 。
解决两个人后，按原定计划，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叫他前来开会。安排好后，华问叶、汪：“还要我们出面吗？”叶说：“免了吧。”决定由武健华对姚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亲笔给武现场写了手令。晚8时25分，姚文元走进来，三个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谁让你们干的？”武健华宣读命令后，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张耀祠那边的任务，是负责隔离审查江青和就地监护毛远新。
晚8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入毛远新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看电视。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毛远新听完宣布，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缴了他的手枪、钥匙。
晚8时30分，解决江青。张耀祠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进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门。江青正坐在沙发里，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马晓先回忆说：江青听着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江青这才站起身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机订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交给了张耀祠。然后，她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然而，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停在前门外的一辆大红旗轿车。就这样，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在晚7时55分至8时30分的35分钟内即全部束手就擒。
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因群龙无首，最终未能有大的动作
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华国锋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
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所召开。会议一开始，华国锋按照与叶剑英商定的内容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对“四人帮”实行拘捕。李先念带头鼓掌。华国锋回忆说：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向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打了招呼，会议一致拥护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回忆说：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随后讨论中央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决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成立了审查王、张、江、姚的中央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会议还决定，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特别研究了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7日凌晨3时，会议结束，所有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玉泉山。
解决“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怀仁堂电话召来已经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飚，让他带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月7日凌晨，按照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上海问题的部署，中央办公厅给上海市委打去电话，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当天由中央派专机接到北京开会。一向与“上海帮”对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应，马却与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商量一阵，才满腹狐疑地出发。到了北京京西宾馆，他们接到中央的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苏振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并且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及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了稳住和挽救马天水等人，华说：“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叶剑英说：“四人帮”，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据地。“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李先念说：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对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马天水虽然也在会议上热烈鼓掌，回到住处却对秘书说：“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搞一个假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也要大干或小干的。”但又叹息：“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看来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对中央要求他表态的事，第二天马不顾周纯麟的劝告，说：建议中央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
这时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焦躁不安。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四人帮”与马天水，感觉不妙。终于，他们从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得到含糊的回答：“老胃病复发。”于是紧急派人前往北京打探。10月8日晚，从上海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那里得到约定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四人帮”被抓。同时，“上海帮”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电话报告：“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
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委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头目，宣布：北京右派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北京的回答则是：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选》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软一硬两项措施，把“上海帮”推到了两难处境。徐景贤考虑再三，不得不与王秀珍商量后同意上海两报转载中央两个决定。这时，接通马天水电话，马说：“见到了王、张、姚三位首长，他们身体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较忙，让我们按既定方针办。”“上海帮”半信半疑，却终于没有勇气发动叛乱。王秀珍电话通知：“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数（即3500人），恢复正常。”
10月9日晚，中央决定，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王经过通宵密谋，不敢不去，只好前往。10月10日，两人到了北京，中央给他们看了大量“四人帮”的材料，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崖勒马。同时，要他们每天往上海打一次电话，稳住上海留守的余党，“一切等他们回来再定”。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余党乱哄哄的，群龙无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动作。
中央工作组顺利进驻上海，“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公之于世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最后确定的中央工作组总数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级干部59人。
当晚10时，华国锋和叶剑英、陈锡联、纪登奎等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并继续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叶剑英严厉地警告说，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帮”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好处。你们在上海同他们工作那么久，希望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要对他们阴谋篡党划清界限。华国锋说，要提醒你们，在他们蒙蔽下，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确实在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自己的问题作些自我批评。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马天水、周纯麟都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表示要和“四人帮”划清界限。
10月13日上午，表态后的马、徐、王从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他们这帮人召开了最后一次上海市委常委会。马天水低沉地介绍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中间还夹杂着称“四人帮”为“同志”，被徐急忙打断纠正。徐、王也无可奈何地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刚传达完，黄涛放声大哭，指着马天水说：你在北京，原来没有看到王、张、姚……这不是欺骗我们吗！朱永嘉也边哭边斥责马、徐、王是“叛变”。会议室里一片哭声，持续了五六分钟，表示想不通，说凭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帮”？王少庸激动地说，我们上海这几年在路线上没有什么弯子可转……
马天水急忙制止大家，最后总结说：有想不通的问题，是允许的，认识总有个过程，不过我们大家要好好去想想。会议遂告结束，“上海帮”作鸟兽散。
10月14日上午，上海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区、县、局和大学负责人，下午开始向群众传达。上海沸腾了，全市一下子涌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大标语。从外滩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到处都贴满了标语。从10月15日下午起，手持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一队接一队来到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外滩人山人海。上海市委已经失去控制力。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十分紧张，于10月15日、18日连续两次电话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据上海的要求，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他们今晚已到上海，会给你们联系的。”
10月27日晚，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会议在上海市展览馆宴会厅召开，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兼任第二书记，彭冲兼任第三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为了防止上海发生动乱，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来决定，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保密两个月以后再公布。但情况的顺利发展，使得这一消息10月中旬就在全国各城市争相传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会议上通过的16号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全党正式公开。
1976年10月21日晚，新华社广播消息：“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由此，“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世。
来源：人民网
邓小平与毛远新之间“矛盾”的真相
2019-11-07 09:37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在毛泽东遗体前
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根本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与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经常说邓小平的坏话，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1975年9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邀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
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有这种打算，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毛泽东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希望有一些亲人在身边，他希望自己很喜欢的侄子毛远新留在他身边，在精神上也是个安慰。二是毛泽东对已经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进行的整顿产生了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使因身体原网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他认为，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忠于自己，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坚决贯彻自己思想观点的，他向自己反映的情况肯定是真实可靠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毛远新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培养他。
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就是极“左”的，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在北京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
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乍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于是，刘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在10月间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J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特别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这样，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加上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远新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11月2日，毛远新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淡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等人的来信是冲着他的。
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而且。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语气也是十分重的。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的态度后，毛泽东决定把“帮助”邓小平的会议扩大至8人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谈的话，当天下午，毛远新就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 “帮助”邓小平。毛远新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以很大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他抽着烟，并不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缸中熄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笔记)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就结束了会议。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是有所预料的，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 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第二天，即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了
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
毛泽东特别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道: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 “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开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 “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淡“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决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由政治局来“帮助”邓小平，但政治局会议开得不理想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
这一次，毛泽东同毛远新说了很多话，他重复前几天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现在有人就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接着，毛泽东针对邓小平所写的两份书面检查中的一些话，对毛远新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邓小平)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他(指邓小平)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还再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我们)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次同毛远新的谈话中特意谈到了如何看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他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很明显，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针对邓小平的。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他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勉为其难，主持了“打招呼”会议。
“打招呼”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期望的效果，会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以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婉言拒绝。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有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
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的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趁机制造舆论，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据此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但历史是公正的。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76年10月6日时，中共中央决定，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毛远新于当日被抓。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77年时，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当历史的脚步迈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来源：《党史纵横》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秘书班子陷入重大危机
2019-11-03 10:36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本文摘自《胡乔木：中共一支笔》，叶永烈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
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
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虽说胡乔木并不赞同“反右倾”，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必须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十八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中处境艰难的胡乔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牛根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木，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
来源：人民网
毛泽东最后一次召集政治局会议 痛骂“江青混蛋！”
2019-11-09 10:07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徐焰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离开中南海的江青，任意胡作非为，在政治上终于走到尽头。
70年代初期，江青一般住在钓鱼台11号楼旁边的17号楼，那里有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功能厅，并能做头发，结果被江青一人占据。不过在1974年以前，她还经常回中南海拨弄是非，愿意长久住在外面，是因为搞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更为方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政治权力的增长，江青的生活追求也腐朽到了极点，完全以“女皇”的派头自居。她在北京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附近专门修的201号住所、钓鱼台的10号楼（17号楼实际也被她一人控制）、颐和园一处小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搞得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八亿人口只有八个戏”这种极为可悲的文化荒漠状态，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黄色的影片和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享用，并用于在政治拉拢所需求的人（当时江青对其死党表示亲近的重要手段，便是请其看片子）。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到哪里吃饭不满意，便声言“我不出钱”。
1974年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后，毛泽东一
面肯定这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一面也认清了江青的野心，从这年起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并亲自给他们加上“四人帮”这一称号，还申明：“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从这时起，江青想见毛泽东，也要事先写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进“游泳池”。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
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听到这话，王洪文、姚文元脸都吓白了，大概是感到自己攀的这棵大树眼看要倒了。江青本人和张春桥这时却脸不变色，毕竟是有些政治斗争经验，知道毛泽东还不至于真正打倒自己。
1975年5月到毛泽东身边当护士的孟锦云也回忆说，毛泽东此时在生活上对江青已是厌恶至极，平时不许她来看望。江青为了拉拢张玉凤、孟锦云，送来衣服和其他东西，毛泽东得知后便生气地说：“她给的东西你们不要要！”
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当年怒斥江青一伙的那些话也都公布出来，这都是事实。不过许多人也产生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毛泽东晚年那样厌恶江青，斥责如此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说出她“是一个大女流氓”，可是为什么不处置她呢？当时受到“四人帮”攻击的周恩来，为什么也会对此事搁置而不便处理呢？
如果把领袖当成人而不是视为神，其实这一问题也好理解。作为一般人夫妻之间气愤之时的一些责骂，局外人有时不可过于当真。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来看，自己骂自己的老婆，无论怎样严厉都可以，别人来骂则不行。
毛泽东不能处理江青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泽东已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虽感不如意却还要坚决维护。江青作为这一运动的干将，如果将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75年内一再批评“四人帮”后，发现邓小平事实上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又感到不能容忍，于1976年初同意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此又要依靠“四人帮”这一伙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虽极度讨厌江青，也长期不同她生活在一起，却最终也还是留给她一个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地位（却没有具体的工作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于1977年在讲话中也说明，毛主席去世，才解决了处理江青一伙“投鼠忌器”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晚年将江青一伙定为“四人帮”，一再怒斥，并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对于党内健康力量同他们斗争，以及最后将其粉碎还是有重要作用的。虽然当初重用江青是一个严重错误，然而毛泽东毕竟还是认清了其丑恶面貌，这在历史上仍应公正地写上一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审判“四人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客观地说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属于一个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结论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晚年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属于过左的思想指导，目的还是把国家搞好，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从生活追求看，毛泽东直至晚年还是朴素的，进行政治斗争的确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江青则完全不同，这个从旧中国黑社会和污泥中滚出来的“大女流氓”进行的“政治斗争”，则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和私欲，并且一直在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工作过的人也都体会到，他们二人的情操和志趣也完全不同，当初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和悲剧。
毛泽东病逝前夕，江青毫无悲伤之感，于9月初不顾中央其他人挽留跑到大寨，一再宣传所谓“共产主义也要有女皇”之类令人惊愕的怪论。这不仅反映出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和利令智昏，也说明其政治水平和品格的极其低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到达大寨后，把人们集中起来，询问大家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在当时中国的农村环境中，回答自然是都随父姓，在场找不出一个随母姓的人。江青大为不满，竟要求当地人以后要随母姓。这一番荒诞不堪、违反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普遍习俗的做法，让大寨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这时的江青，不仅大肆称颂宣传历史上暴虐却又能擅权的吕后、武后，甚至还有韦后、西太后……其司马昭之心，当时对国内有政治头脑者而言几乎是路人皆知。她还模仿武则天的唐装模式，设计了奇形怪状的裙服，骨子里的封建帝王思想完全暴露无余。她口口声声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复辟。她的这一套当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上受千年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之深，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任务的实现真是任重道远！
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央值班的领导人通知江青尽快回北京。当时中央的工作由华国锋主持，这是1976年1月21日由毛泽东确定的。
病危之际的毛泽东，头脑仍然清醒，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后的自我总结：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晚年干的“另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已非常失望，也知道其很不得人心。但是他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检讨这件事为何会遭到多数人反对，还担心交班时可能“血雨腥风”，对后事认为“只有天知道”。从这番话看，他预见到了那些“左派”可能会被解决，不过随后并没有出现“血雨腥风”，而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人就顺利地解决了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的江青一伙。
经过一次次抢救，毛泽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过这时他对老一代同志的怀念之情也涌上了心头，也许是晚年心理矛盾的一种表现。据孟锦云回忆，当快到最后的时刻之前，政治局的成员围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毛泽东的床前，实际上是在告别。毛泽东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反应，发现叶剑英走过来时，嘴唇却微微动了一下。孟锦云长时间照顾毛泽东，意识到他肯定是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剑英马上走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那位领导着老帅们夺取了政权的领袖，此刻凝视着自己的这位老部下，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临终之前，对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提升起来的“左派”并无什么感情，对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友还有些眷恋之谊。至于他最后想对叶剑英说什么，这已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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