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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落选陈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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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落选陈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始末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时才讲的这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经历很多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
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73页、33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到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曼德拉也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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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落选 陈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始末
2020-02-18 10:16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一种意见认为，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委，“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不久即成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的异常激烈的争论，导致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陈毅后来表示，就是三拜九叩也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朱德让陈毅转告毛泽东：“朱毛不能分，也不会分”！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本文从大量的档案史料中查寻到鲜为人知的轶事。
毛泽东落选，陈毅临时担任前委书记
1929年6月22日，为解决红四军党内军内发生的分歧和争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中的公民小学一座名叫“兴学祠”的院内吵吵闹闹中举行。大会的主持者是陈毅。
这场分歧和争论由来已久。处于初创时期的红四军是一支有各种成分和来源的部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时隐时现。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这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处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严重起来。
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春回到上海，党中央分配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到红四军工作，红四军前委任命他为临时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由于他是从列宁故乡来的，见过斯大林，又是中央代表，因此，大家对他十分推崇。刘安恭有个特点，喜欢对看不惯的事评头品足，凡有会议，他必参加，会上争着发言。对红四军早已确定的、实践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他总是以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前委会上，他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而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学习模仿，用他们的‘一长制’建设中国红军……”就在刘安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时，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他严肃地说：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不能东施效颦，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碰了一个大钉子，十分不悦，他打断毛泽东的话说：
“你对马列缺乏信仰。马列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陈毅批评刘安恭说：“你刚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像个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乱放炮！……”
此后，刘安恭对毛泽东意见更大，一有空就下部队搜集情况，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是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一封信，要红四军分散行动，散入农村，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的决定，毛泽东和所有前委委员都不赞成。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共中央，阐明了理由。后来，中央也同意了朱德、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四军的请求。
然而，刘安恭硬要抓住“中央来信”大做文章，指责毛泽东对抗中央，搞书记专政。主张按中央指示办，分散红军，逼迫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13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在罗福嶂会议上已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可是，刘安恭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擅自作出一条决定：毛泽东主持的前委只许讨论红四军行动，不许过问军队其他事务。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
5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在永定的湖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一种意见认为，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委，“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大家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更加扩大化。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陈毅感到问题越来越严重，认为争论焦点虽然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但实质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怎样领导军队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性争论。
前委于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的“军委应该撤销，集中权力于前委”的主张遭到刘安恭的极力反对。毛泽东表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陈毅对刘安恭的行为十分气愤。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劝毛泽东不要辞职，建议撤销刘安恭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大部分前委成员的同意，于是免去了刘安恭在军部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举手表决，同意取消军委。
军委是取消了，可党内争论的各种问题仍没有解决。毛泽东执意不肯收回辞职请求，陈毅只好代理前委书记。
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党内军内，上上下下，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刘安恭对失去职位十分恼火，几乎天天都散布谬论。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此召开。会上，主持会议的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场空气紧张激烈。陈毅担心再争论下去，红四军会产生分裂。为了求得和解与团结，他尽力做了协调工作。对不同意见的偏激之处，采取“各打五十大板”，都作了批评。其中对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在进行前委书记选举时，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上风，他赶紧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不管陈毅怎么推辞，还是被选为前委书记。
为解决争议，陈毅向中央力呈：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以陈毅为前委书记的“过渡内阁”，决定仍要在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送走毛泽东的第二天，陈毅就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详情和“七大”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央。信中说毛泽东是红四军的缔造者，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自己只是“过渡内阁”，静候中央派大员来主持工作。中共中央接到陈毅的信，复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
这时，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团两万余兵力，向闽西地区发动“三省会剿”。7月29日，陈毅和朱德赶往蛟洋，会同在蛟洋养病期间参加闽西“一大”的毛泽东等，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研究应敌方案。陈毅先找到毛泽东，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并主动征询毛泽东的意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于是，前委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临行前，陈毅又特地来到蛟洋毛泽东住地。尽管毛泽东对陈毅在“七大”的做法有意见，仍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面有难色地回答：“七大”会上那个和稀泥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没分清，问题没有解决，难以开展工作。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尔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代表的胞兄少将陈孟熙发了—封信，告知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当时，他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兄弟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但陈毅判定他们会尊重他的信仰，给他们方便和掩护。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搜查异常严格。然而，陈毅在轮船上化了装：头戴鸭舌帽，脚蹬圆口皮鞋，既像是跑单帮的，又像是国民党的新贵。陈毅和两位兄长相见后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时，没有警察拦问。陈毅被安排住在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安全得很。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七大”情况。李立三要求陈毅尽快写好上报的书面材料，并表示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陈毅几天里深居简出，赶写材料。8月17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作详细汇报。
8月1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地点召开。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出席。陈毅如实地、全面地将红四军的情况，包括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自己的看法，都向中央作了汇报，“君子坦荡荡”，公而无私。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红四军党内分歧。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毅。
陈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从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地到陈毅的客房来聚会，一同讨论。他们在陈毅房中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面摆弄围棋担任望风，有时与陈修和对弈，空气更为闲逸。他俩与李立三、周恩来都认识，一是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一是黄埔师生，所以相处的十分自然。
这期间，陈毅拜读了毛泽东写给中央的几个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陈毅虽早已知道，但都没有详细阅读过，对其中阐述的深刻道理，未细细领悟。他还阅读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红四军的几个会议记录，尤其是中央8月21日指示信的底稿，对中央的精神有了较全面的理解。
通过对毛泽东几个报告的认真研读，陈毅的思想产生了飞跃。陈毅后来曾说，这次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等于进了两个月的“训练班”。通过讨论、思索、总结，陈毅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
陈毅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指示信提出了必须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明确写下了“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指示。
陈毅将文稿送周恩来阅定。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遍，只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
这封信，就是有名的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它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
陈毅完成了使命。周恩来关切地问陈毅：“以后的工作，你是愿到红四军去呢，还是愿到鄂豫皖去?”
“既然这样，那还是让我回红四军去吧。”陈毅毫不犹豫地说，“‘七大’把毛泽东选下来了，我们有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回去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等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可以随时听候中央调动!”
“好！”周恩来高兴地握住陈毅的手摇了摇，嘱咐道：“你将中央的指示信带回去，最主要的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陈毅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哟！”
陈毅表示，请中央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陈毅坦荡无私，再三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
陈毅谢绝了胞兄陈孟熙主张他去莫斯科学习的劝告，经过一番乔装，又像当年坚决追赶南昌起义军一样，10月1日急匆匆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22日赶到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见面。
陈毅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然后简略地介绍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陈毅最后说：“朱军长，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跟你有关，跟我也有关，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转变旧观念。我们要请他回来。”
朱德说：“过去与中央不符合的那些意见我全收回，我朱德随时都欢迎他回来。不过，我们欢迎他回来，还不知道他愿不愿回来呢！”
朱德说完便打开文件柜，取出毛泽东的一封信。原来，陈毅赴沪后，朱德曾在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会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毛泽东没有回来，却回了—封信。陈毅接过信，只见信中写道：“我生平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就不回来。”
陈毅感到很震惊。但此时的陈毅已是刚从党中央“训练班”毕业回来的，他已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衷的错误倾向，“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而，陈毅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陈毅对朱德笑道：“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只要我检讨深刻，毛泽东定会回来的。”
朱德称赞陈毅：“豁达大度，大将风度！”
陈毅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的。就在陈毅见到朱德的当天晚上，前委召集会议。陈毅在会上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尔后，陈毅随军南下。在江西寻邬，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回闽西，11月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
在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看过中央“九月来信”激动不已。又见陈毅披肝沥胆的信，顿觉大病痊愈，精神焕发。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苏家坡到达汀州。
毛泽东与朱德一见面，一个叫老朱，一个叫老毛，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朱德说：“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全部收回。”毛泽东说：“朱老总啊！我那脾气发起来吼人，你大度如海。”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陈毅听了内心感到无比高兴，自言自语地说，革命有希望了！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红四军的整顿计划，决定召开全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深入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通过有关决议案。
12月3日，红四军开赴新泉，进行“新泉整训”。朱德负责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政治整顿，主要是为“九大”准备决议案。
在新泉“望云草屋”的小厅里，陈毅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级、各类干部的各种小型调查会，了解问题，分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酝酿和草拟文件。
12月中旬，由于敌军金汉鼎部再次攻占汀州，进逼连城。毛泽东、朱德、陈毅又率红四军主力由连城新泉移驻上杭古田。前委、军委机关设在八甲村，四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在古田，毛泽东和陈毅用十多天时间召集各纵队、支队和—部分大队党代表，举行讨论会。由于战局紧迫，寒风凛凛，红四军“九大”的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隆冬寒夜，陈毅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
1929年12月28日，这天纷纷扬扬的鹅毛雪花，飘落下来。连绵起伏的山岭、平川，披上了洁白的银装。在闽西上杭古田廖氏祠堂（祠堂又名万源堂，红军来后改为“曙光小学”）院内，人如潮涌，热闹非凡。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红四军“九大”会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纷飞的大雪，为古田会议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会场是一间普通的厅堂，北墙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横幅，下面是鲜红的党旗，党旗下面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主席台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桌上放了几只喝水用的陶土碗。代表们的席位就是学校的长条凳和长条课桌。为了随时准备应付战斗，代表们都背着背包进入会场。
大会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还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经过讨论和充实，会议顺利地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2月29日，大会进行选举。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十一人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等三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虽然只开了两天，但毛泽东所作的古田会议讲话，却为我党我军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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