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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钦哉上将起义后拒不当官还要住到山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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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钦哉上将起义后拒不当官还要住到山洞去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这个国军上将起义后，拒不当官，还要住到山洞去！五年后才出山
陈冠任 发布时间：02-2419:31优质原创作者
冯钦哉上将，是山西省万荣县人，也是一个大怪人。
他于1890年4月出生在万荣县一个普通农家，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养成了勤朴之风。
但是，他自幼性格暴躁，脾气很大。一次，他不知何事，竟一怒之下，把村中大庙里的佛像的眼珠子抠出来。这一下，吓得全家惊慌不安，将他撵出了家门。
他离家后，无路可走，只好当了吃粮的兵。
在军中，他耿直执拗，举止粗野，也不爱动啥脑子，经常与同事发生龃龉。后来，靠着杨虎城的提携，他才一步步从连长做到了师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师长的冯钦哉到南京出席一次会议，蒋介石要他出兵“剿共”，他在回答后带上一句：
“打下来也是丢人!”
蒋不解，他直杠杠地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你不开兵打日本人，反而打甘肃的老百姓。”
蒋介石觉得刺耳，却没有发作。
1936年12月12日早晨，冯钦哉突然接到杨虎城的急电：
“西安政变，兵谏于蒋，联共抗日，希共谋此举。”
杨虎城令他立即率部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入关。
可是，冯钦哉却拒绝了杨虎城的命令，反而向南京方面表示：
“一不作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
于是，他被孔祥熙委任为讨逆军渭北司令，准备对杨虎城动武。
西安事变后，冯部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他升任总指挥，从此脱离了杨虎城的西北军系统。
然而，他追随老蒋，也没得很好结果。
1938年春，冯钦哉（为军团长）率部到晋南打游击战，击败日军小林联队，恢复一座县城——算是收复失地了，不料，11月重庆方面却下令他遣散指挥部，调任第十四集团军为副总司令。冯钦哉失去指挥旧部的权力，对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大发脾气：
“现在抗战需要招集人马，你为什么要遣散我的人？如是你说的，你混蛋，是政府说的，政府混蛋。我不干了，请派人接替。”
之后，他以第十三集团军代总司令名义兼第98军军长，率部进驻晋东南，协同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一期间，他与八路军将领过从甚密，官兵常在一起联欢，关系融洽。他还请彭德怀到部队讲解游击战术。
他与八路军关系亲密，不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将他调任第一战区为副司令长官，驻洛阳。
冯钦哉升大官而丢兵权，于是每日打牌，在牌九中虚度时光。
1940年2月，他赴重庆见蒋，说：“我在山洞里无事，只好日日打牌，要求带兵打回山西去。”
蒋介石说： “很好，很好。你应该多读读书。你对我有什么看法，详细谈一谈。”
冯钦哉不满地说： “古语讲，‘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部下者亡。’”接着又说： “我愿意当一个老百姓，可又没一个地方能当安稳的老百姓，只好打麻将，混到死。”
蒋大笑： “研究一下，给你5个军，打回山西。”
5个军，比一个集团军司令的兵还多！
冯钦哉抱着希望，在重庆苦等了整整一年，也没等到一个兵。
1948年底，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冯钦哉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派飞机接要员南下。不少人劝冯钦哉走：“你西安事变时反对中共，快走，不要等着当俘虏。”
他回答：“到台湾去也不怎么样，而且有危险。留下来看吧，反正共产党不杀俘虏。”
此话，说明冯钦哉看事情，也看得一清二楚，不糊涂。
之后，他还专门去了一趟陕西榆林，把私交甚好的邓宝珊接到北平，由邓为傅作义于中共谈判的全权代表。最终，傅作义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协定——可以说，冯钦哉也是北平解放的功臣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多次征求他的意见，要给他安排工作，冯钦哉都加以拒绝，说：
“政府给我发了解放证、市民证，我是求仁得仁，志满意足了。绝对不求做官，愿当老百姓。”
与他关系很好的邓宝珊、南汉宸（中共要员）等人再三动员，他还是不从，说：
“你们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我要学傅青主。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奴仆，我要当主人，不当奴仆。”——这个理论，也很时髦。
不过，他要学习的傅青主是谁？明宋清初人，明亡后，住在一个山洞中，拒不出官，甚至以死拒官，借以明志。
冯钦哉自然没山洞住，于是在北京的家中，养起了鸡——换一种方式住“山洞”。
他学傅青主学了五六年，后来经过多人耐心劝告，才终于出山，在北京市担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
1963年1月，他在西安家中病逝，终年74岁。
与冯钦哉相交甚深的中共著名领导人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后来说：
“冯钦哉将军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下了大功的。在抗战中，他与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抗日，对敌作战，是真诚的。有人说他是一个怪人，其实他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之士，是我党的真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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