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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贺子珍曾被威胁开除党籍要求进京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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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贺子珍曾被威胁开除党籍要求进京遭拒绝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悲情贺子珍：曾被威胁开除党籍 要求进京遭拒绝
2020-02-05 09:57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对袁文才、王佐二人而言，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是为了联姻，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全。
【提要】在29年前的今天，1984年4月19日，毛泽东的夫人、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贺子珍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在1949年后，贺子珍几次想到自己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政权的首都北京看看。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组织上不让她去，结果在进北京的门户——天津呆了几乎一个夏天。视党籍如生命的她最后不得已，只好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上海。1966年，看到红卫兵都去了北京，她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但被告之组织上不会同意，她再度陷入失望之中。
“文革”中，以“防止贺子珍的不良影响扩散”为名，组织上把贺子珍与社会隔离开来。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3年，贺子珍已经偏瘫两年之久后，报纸上终于第一次登出了贺子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图片，贺子珍终于重见天日。她想看看首都北京的愿望，也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她还被允许到纪念堂去看毛主席，然而已经是天人永隔了。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毛泽东在她的心目中终于定格。当她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复合与见面的希望会加重思念的痛楚，而当思念的人永远不可能再见面的时候，思念中无尽的伤痛也就到了底线……
油画·贺子珍在万人大会上讲话
1937年春，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革命一枝花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对李敏（贺子珍的女儿）说起贺子珍年轻时的美丽：秀气的瓜子脸，一双大大的眼睛，皮肤白皙，中等个子，身材苗条，没处挑缺点。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她活泼热情，又温柔娴淑；特立独行，又刚直爽快。1926年，北伐军开进永新县，她是第一个剪辫子的女人，轰动了全城。1970年，已到暮年的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跟服务员聊天时说：“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
她不但是永新一枝花，而且是井冈山的革命之花。大革命失败后，17岁的贺子珍参与永新暴动，随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成为第一个上井冈山的女战士。永新暴动总指挥王新亚对贺子珍极为爱护，撤出永新时，托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交给贺子珍100块银元。袁文才从不乱搞女人，只有一个老婆，他就像大哥一样对贺子珍关怀备至。王佐有三个老婆，他把自己心爱的小驳壳枪送给了贺子珍。欧阳洛是永新县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
毛泽东带着一支衣衫褴褛、打了败仗的军队 来到了井冈山，第一次见到贺子珍。他穿着中山装，戴着红领巾（识别带），拄着一根棍子，化了脓的脚肿得像个紫茄子，但疲惫的外表无法掩饰他非凡的气度。贺子珍见毛泽东脚上有伤，要为他换药，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他在与李敏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便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
王佐对毛泽东上山是持怀疑态度的，袁文才给王佐出了个主意，把贺子珍嫁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井冈山的女婿，他们就放心了。于是袁文才去给毛泽东说合。毛泽东说他在湖南有妻子，这件事乱来不得。面对毛泽东的推辞，袁文才说：“日后再说吧。”对袁文才、王佐二人而言，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是为了联姻，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终于结成了革命夫妻。
大爱无疆
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贺子珍自从树立革命信仰后，就成为一位大爱无私的革命者。她爱组织、爱群众、爱战友、爱革命、爱毛泽东，唯独不爱她自己。
贺子珍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在与毛泽东结合前，贺子珍数次带人去敌人占领的地方冒险侦察，也曾单枪匹马地引开敌人，让正在开会的毛泽东等人安全转移。她与毛泽东结合后，担任他的生活秘书。毛泽东曾对曾志说，我还是挂念她的，她跟我10年生了10个孩子（注：孔东梅书中说怀过10胎，生育6次；王行娟书中说怀孕、生育6次），年头一个，年尾一个。贺子珍是深爱毛泽东的，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数度身处逆境，几次身患重病，她都寸步不离，体贴入微。李敏记述说：“如果当年没有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么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
贺子珍不但爱毛泽东，还爱她的战友。长征路上，她刚生育不久，有一次部队缴获了火腿，给她分了双份，她坚决退了回去。毛泽东知道后把自己的一份给了她，但贺子珍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与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没过多久，队伍来到贵州盘县的一个地方，遭到敌机轰炸，贺子珍为救伤员被炸得遍体鳞伤。当时缺医少药，得不到恰当的治疗，她怕成为战友的拖累，多次提出把她留在老乡家。而留在老乡家，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只能是死路一条。在疼痛难忍的时候，她曾哀求身边的同志：“我拖累了大家，你们给我一枪，把我打死吧。”在历经非人的痛苦之后，贺子珍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过来。长征最后的路，她又拄着拐杖，自己坚韧地走下去。
为了革命，贺子珍的家族牺牲了47人（注：也有52人的说法）。贺子珍爱自己的孩子，她生了6个孩子，只养大了李敏一个，其余死的死，丢的丢。李敏4个月大的时候，贺子珍就把她送到老乡家，然后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说：“孩子拖累我，我要干革命。”伤病累累的身体不堪辛劳，她晕倒在学校厕所里，不得已回家休养。
贺子珍是一位纯粹的革命者，她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同志们的一致赞誉。在他们眼中，贺子珍是响当当的，只有公心，没有私心，是一位美丽善良、无私奉献的革命大姐，在她那里，能够找到革命之家的温暖感觉。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远离政坛，处于幽居状态，但就连林彪这样一位人物，也把贺子珍当作井冈山的老朋友登门拜访，每次聊上半个小时。能够“享受”林彪这种待遇的只有朱德和贺子珍。
爱亦有私
在革命队伍中，贺子珍被称为贺大姐，她是一位大爱无疆的人，对同志永远是春天般的温暖，从来不记仇，也不报复同志。然而，有一种爱却是自私的，那就是夫妻之爱。
贺子珍从少女时代就以革命为理想追求，但与毛泽东结婚后，整天做秘书，她忍受不了别人说她吃闲饭的闷气，有时候就与毛泽东赌气。毛泽东比贺子珍大16岁，贺子珍在毛泽东面前有些任性，毛泽东有时好言相劝，有时也不耐烦地 吵架。
贺子珍是纯粹的革命者，但在毛泽东面前，她也是小媳妇。在争吵中，当“家长”权威不管用的时候，毛泽东就用领导权威进行压服，他威胁贺子珍要开除她的党籍，屡次对贺子珍口头处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经成为冉冉升起的红太阳。到延安后，毛泽东更加注重自己的领袖形象，贺子珍却依然继续着长征前的任性，毛泽东开始不理会贺子珍的吵闹，后来干脆搬到另外一间窑洞去住。毛泽东对贺子珍吵架的不应战，使她伤透了心，她认为毛泽东变了，对她淡漠、疏远了。
更让贺子珍痛苦的是年轻貌美的女学生不断来到延安，于是她开始想办法，一是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去进修学习；二是看牢毛泽东；三是与延安的所谓男女“不正”之风作斗争。贺子珍是从习俗比较封建的永新走出来的，在她眼中，新到延安的抹口红的女人（吴光伟），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男人的女人（史沫特莱），跳交谊舞的男人，跟女学生学外语、学唱歌、和女学生挨着坐在屋里亲密交谈的男人，都可能有不正之风的苗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一天，贺子珍发现毛泽东又走进了史沫特莱的住处。她进门一看，他们正谈笑风生，毛泽东和吴光伟挨着坐在一起。贺子珍顿时火起，打了吴光伟，史沫特莱又打了贺子珍。毛泽东十分尴尬，拉开了几个混战的女人。贺子珍十分委屈，再加上浑身的伤痛，不断的怀孕、生育，在与“洋学生”的比较中对自己知识水平的不自信，使贺子珍终于下定决心，暂时离开毛泽东，到外面去治伤、学习。然而，这一走彻底改变了贺子珍的人生。
贺子珍走后
贺子珍选择了出走，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以一个全新的面目回来重塑受伤的自尊。毛泽东对儿女甚至对妻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贺子珍离去，毛泽东面子上挂不住，革命领袖连自己的妻子都留不住，别人会怎么看。何况十年夫妻，患难与共，毛泽东对贺子珍是有深厚感情的。毛泽东想尽各种办法劝她回归，甚至动用领袖特权，以组织的名义，发电报让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而所有这些努力，对吃透了“老毛那一套”的贺子珍来说，都无济于事。贺子珍终于走了。王行娟写道，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说：“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确实想得太简单了。贺子珍的出走，使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受到损伤，严重创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生活寂寞，繁重的革命工作造成的压力无处释放，多种因素化合，都成为了毛泽东再婚的理由。李六如的妻子王美兰回忆道：“贺子珍是1937年走的，那年的春节，毛主席过得很孤独。除夕那天，是他同李六如和我三个人一起度过的，他的情绪并不好。”
在贺子珍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江青“相貌出众，才华出众，风度出众。五官轮廓分明，皮肤细腻白嫩。她写得一手好字，草书有怀素之风。她懂英语，能看外文原版书。”李敏第一次见到江青时发现，“自己的妈妈与江青相比，竟是十足的土包子。”按当时的革命标准，江青历史上有污点，在自己地位并不稳固的时候，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不敢与毛泽东争吵。不争吵是先前贺子珍做不到的，这使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工作。
1938年10月，贺子珍抵达苏联，毛泽东去了一封要她回归的电报。11月，毛泽东与江青再婚。
毛泽东再婚，一开始贺子珍并不知道。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儿，毛泽东也礼节性地多次捎口信请她回去。她仍然憧憬在伟大的革命事业当中，努力学习，把孩子放在婴儿室，即使孩子生病也不请假，最后孩子耽误治疗，死了。孩子死后不久，毛泽东再婚的消息终于被贺子珍得知。
悲伤的不仅仅是寂寞
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贺子珍给李敏买好吃的、好玩的，好好地打扮她，李敏真正感受到了母爱的温馨。苏联卫国战争中，贺子珍母女被迫分开，李敏被送进国际儿童院，险些病死，贺子珍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却与苏联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贺子珍被关进了疯人院。这一关就是几年，后来王稼祥到苏联才将贺子珍从疯人院救出来。等贺子珍回到中国，已经是1947年，与她离开的1938年相比，早已物是人非。
1949年，李敏到了毛泽东身边，孤寂的贺子珍想要回李敏，毛泽东不同意。她想去北京，组织上不让她去。她想以工作来排遣忧愁，但也只是在杭州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到上海后，几次要求安排工作，都被组织上拒绝了。在孤寂中既不能工作，也不能要回女儿，贺子珍只有在漫长的岁月中无尽地思念，思念女儿，思念毛泽东。
苦难的经历与长期寂寞的幽居会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在上海百无聊赖的她，打发时光的办法竟是对着毛泽东的肖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坐就是半天。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已经17年没有听到过了。广播里把毛泽东的讲话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痴迷地听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早上，她的嫂子李立英发现收音机一夜未关，已经烧坏了。再一看，贺子珍神情恍惚，痴痴迷迷。贺子珍彻底病倒了，不吃不喝，不眠不睡，拒绝看病、吃药。李立英没办法，只好给李敏写信。李敏上学走不了，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了封信，让贺子珍看病吃药。听到毛泽东来信了，贺子珍竟然逐渐清醒起来，病情开始好转。
此后，贺子珍被长期软禁在上海华东医院。一次，她看到了赖少其（贺家的邻居，贺敏学调到西安后，委托他照顾贺子珍），于是哀求他带她出去。赖少其连夜给上海党代会写了封信，说贺子珍在医院经常又哭又闹，那里住了不少党外民主人士，影响不好。上海还有一些空闲的花园洋房，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陈毅知道后，专门找赖少其谈话，贺子珍才得以出院。而赖少其没有想到，因为写这封信，他后来被冠以“对毛主席的家政进行干涉，分明是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先后做了17次检讨。
李敏回忆说，1954年贺子珍在上海发病后，经常得到组织的通知，让她到外地住一段时间再回来。这种安排很频繁，贺子珍被搞得莫名其妙。后来贺子珍终于明白了：主席来，我就得走。贺子珍想到杭州去住，然而，毛泽东在杭州的活动更加频繁。贺子珍想回江西，上海市委和江西省委接洽后，1958年贺子珍到了江西。老战友曾志发现，4年不见，不到50岁的贺子珍像个老妇，头发已经发白，眼角许多皱纹，昔日的风采早已荡然无存。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江青还没有到庐山，毛泽东想见贺子珍一面。在曾志、水静（杨尚奎之妻）、朱旦华（其前夫是毛泽民）的协助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终于见了一面，这是他们自1937年分别后22年来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活着时的最后一次见面。见面前，毛泽东向曾志、水静、汪东兴询问了贺子珍的精神状况，在得知贺子珍精神正常后终于下定见面的决心。见面后，毛泽东非常失望，他对水静说，贺子珍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明天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贺子珍见完毛泽东后十分亢奋，以为还能再见一面，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强行送下山。贺子珍再次犯病，后来在李敏的陪护下才逐渐恢复。
1949年后，贺子珍几次想到自己为之浴血奋斗的革命政权的首都北京看看。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组织上不让她去，结果在进北京的门户——天津呆了几乎一个夏天。视党籍如生命的她最后不得已，只好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上海。 1966年，看到红卫兵都去了北京，她又燃起一线希望，但被告知组织上不会同意，她再度陷入了失望之中。
“文革”中，以“防止贺子珍的不良影响扩散”为名，组织上把贺子珍与社会隔离开来。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3年、贺子珍已经偏瘫两年之后，报纸上终于第一次登出了贺子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贺子珍终于重见天日。她想看看首都北京的愿望，也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她还被允许到纪念堂去看毛泽东，然而，已经是天人永隔。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毛泽东在她的心里终于彻底定格。当她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复合与见面的希望会加重思念的痛楚，而当思念的人永远不可能再见面的时候，思念中无尽的伤痛也就到了底线。
(本文选自《文史月刊》，作者：黄化，原标题：悲情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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