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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1949年毛泽东亲自迎接新政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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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1949年毛泽东亲自迎接新政协代表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1949年,毛泽东亲自迎接新政协代表
2020-01-22 12:37 星岛环球网 颖涵 来源：北京日报
核心提示： 经各方面共同努力，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坐上火车，离沪北上。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一行人信步漫游，谈笑风生。祈年殿前，毛泽东邀请大家聚在一起，拍下珍贵照片。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民主人士游天坛。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前门车站旧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一列列车徐徐驶入前门火车站。
这一天，一向喜欢夜里工作、白天休息的毛主席特意早早起来，穿上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好的浅色中山装，和那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提早来到车站准备迎客，陪同他一起前往车站的还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如此阵仗，是为迎接一位特别的客人。
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快步走进车厢，迎上前去热情地和宋庆龄握手问候。宋庆龄此次前来北平，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
几天之后的9月7日晚10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再次来到火车站，这次迎接的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
1 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史良说，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的名额。
1949年3月，居住在香山的毛泽东开始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但是确定新政协代表人选实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根据政协筹备会的规定，新政协代表的提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本人申请。
以民主建国会为例，应该产生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7月3日，黄炎培到上海民主建国会总部，与民主建国会同仁沟通出席新政协代表问题。7月9日，民主建国会召开理监事会，提出新政协候选人14名。7月12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新政协会议代表选举工作。7月16日，华东局统战部与民主建国会协商出席代表人选，最终确定黄炎培、章乃器等12人及候补代表2人。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8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就新政协代表名单分别访问各单位负责人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陈琪瑗、沈钧儒、陈叔通、章伯钧、彭泽民、黄炎培、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等12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次日，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谈，讨论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问题。
民主人士对名单充分发表意见，中国共产党和政协筹备会高度重视这些意见。一次，周恩来就新政协名单等问题征求民盟中央负责人史良的意见。史良说，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的名额。周恩来回答，这个意见很好，党中央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新中国的妇女一定会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不会受到歧视。经过协商，最终产生的代表名单中妇女代表共68人，超过全部662名代表的10%以上。
为了保证新政协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筹备会照顾各个方面，几度扩大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但正如周恩来所说：“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代表。”
周恩来在9月7日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做《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就特邀代表问题做了说明：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2 诚邀宋庆龄北上
尽管宋庆龄未直接答应，但廖梦醒却从她的情绪中看到了希望，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也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她一直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她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她若能北上，必然聚拢大批民主人士的心。为了能邀请到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很是费了一番心力。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一直在上海生活，那里是她的出生地，又是她熟悉的地方。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便联名给宋庆龄发去电报，诚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电文中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因为身体原因，加之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宋庆龄接到电报后，经过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先后给中共中央回了两个函件，表示歉意，称“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上海。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中央由衷希望宋庆龄能参加。但是北平是她的伤心地，因为孙中山先生在这里不幸病逝，而且衣冠冢就建在香山附近的碧云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自然也都能理解宋庆龄的感受，所以在邀请她北上这件事上做到了真诚而周到。
考虑到宋庆龄的顾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派人专程去上海邀其北上。邓颖超的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很高，又与宋庆龄有过多次交往，周恩来建议派她去。毛泽东想了想，补充说，廖仲恺之女廖梦醒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担任英文秘书，深受其信任，一同去迎接会更好。
6月19日，毛泽东再次提笔写信给宋庆龄，真挚而恭敬：“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邓颖超即将出发时，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诚挚地邀请她：“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现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6月25日，邓颖超、廖梦醒带着两封信抵达上海。廖梦醒先行一步，见到了宋庆龄。告诉她：“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回答说,北平是她最伤心之地，怕到那里去。等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尽管宋庆龄未直接答应，但廖梦醒却从她的情绪中看到了希望，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不久，宋庆龄邀请邓颖超去做客。邓颖超到宋庆龄寓所，送上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并向她介绍了新政协筹备情况，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信，深知其中的分量。仔细看完信，认真思索一会儿后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为了说服宋庆龄北上，邓颖超留在上海耐心等待着。这期间，又几次去看望宋庆龄。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解决她的困难，向她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多次受邀参加宋庆龄主持的有关孤儿的公益活动。考虑到宋庆龄的病痛，邓颖超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周恩来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并对其来京后的住所、饮食、参会身份等一一作了细致安排。
经各方面共同努力，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坐上火车，离沪北上。
3 “这是一件大事”
有些共产党员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
中国共产党邀请众多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有些党员对此颇有微词，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有些共产党员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说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这样的话。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多次向党外人士解释，取得良好效果。毛泽东说：这些必须合作，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周恩来也多次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教育，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看问题，不能这样比。如果这样比，我们开党员代表大会好了，那就不叫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我们的同志有许多可以当代表的而没有当，这是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呢？不是的。这是因为各人的工作岗位不同。有些过去是反革命分子的，现在也当了代表，就是因为他过去是反革命而今天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了，既然站到革命一边来了，就不能再叫他反革命分子了。他们起的影响我们不能起，只有傅作义才能开城门欢迎我们进北平。”
周恩来从建设新中国的角度反复向党内干部阐明：“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以前习惯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合作，这是经过了20多年来学会了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大城市，需要和资产阶级合作，和旧知识分子合作，要同反动阵营划分出来的人合作。同这样一些人合作，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经验。这是一个困难。”
4 “老上司”程潜
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还叫别人去接吗？！
程潜，国民党元老、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此番也是作为特邀代表来到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
毛泽东高度重视程潜来北平。8月30日，他致电程潜，邀请其出席会议。9月4日，将程潜一行行程函告周恩来、聂荣臻，要求沿途对其悉心保护照料，事前安排住处并组织迎接。有人不明白毛泽东为何给程潜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说：程潜是个元老，我们特邀他参加新政协。另外，我们又是老乡，他是我的私交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还叫别人去接吗？！
程潜一走下火车，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先开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健康，洪福不小啊！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您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要说出来！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前往中南海。
毛泽东说程潜是他的老上司，指的是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剪去头上的辫子，成为湖南新军一名列兵。而当时的程潜是湖南督军府参谋长、军事厅厅长，所以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他为自己的“老上司”。只是这位“老上司”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名属下日后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伟人。
程潜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历史上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1948年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考虑到程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为推动和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3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共产党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6月下旬，程潜慎重地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书写在一幅绢帛上，请中共湖南省工委迅速密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信中明确表示：“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8条24款的原则，谋之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收到密信后，毛泽东指示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明灏，速赴武汉配合林彪争取实现湖南和平解放的谈判。7月11日，程潜收到毛泽东亲笔复信，其中写道：
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难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程潜反复看过几遍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前来送信的地下工作者：“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1947年6月坚守四平，给攻城的解放军造成重大伤亡，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1949年7月30日，南迁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取代了程潜。8月1日，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呼吁和平。8月4日，由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陈明仁与程潜领衔、37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联署的起义通电，郑重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8月5日，湖南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麟、仇鳌等100余人通电响应起义。当晚，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大陆解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8月16日，毛泽东特意致电程潜、陈明仁及全体起义将士。电报指出：
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至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
8月25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文中指出：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9月19日，毛泽东再次起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住在这里，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代表。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一行人信步漫游，谈笑风生。祈年殿前，毛泽东邀请大家聚在一起，拍下珍贵照片。
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662名代表来自不同的地区，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操着各自不同的方言，他们都抱着抛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心情，自由地、民主地、和谐地、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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