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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张春桥文革期间选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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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张春桥文革期间选老婆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张春桥“文革”期间选老婆
2020-02-15 10:39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10月6日，徐景贤把这位女干部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起来，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徐景贤被捕以前，向上海市委的新领导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报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位女干部始终蒙在鼓里，要求他们把她的档案转回上海。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最后一站是上海，周恩来夫妇陪同。在沪期间，邓颖超抽空到康平路看望上海市委领导人家属。她先后走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却没有搭理住在王少庸家隔壁的张春桥夫人文静。这件事让张春桥坐不住了。
原来，文静在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共。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扫荡，文静被俘，押到石家庄后，参加了日军的反共宣传活动。后来日军败退，她重新找到八路军，和原先的恋人张春桥结了婚。文静的历史问题，党组织早已掌握，所以一直不予重用，张春桥的对策是尽量不让她抛头露面。当时，江青、叶群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上海有群众组织头头提议张春桥夫人当市革委会委员，却遭到张的痛斥，因为这触到了张春桥的难言之隐。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于政治考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和文静离婚，得到中央同意。1974年，王洪文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市委书记通报：“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
张春桥悄悄和文静分手，有了新的打算。1976年2月25日，到北京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进钓鱼台与张春桥长谈。张提出，需要一个秘书，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徐景贤知道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立下领导干部不得配异性秘书的规矩，所以回上海后，精心选择了三个男性共产党员推荐给张春桥，这三人都是笔杆子，其中一个还会开汽车，张春桥只好对徐景贤把话挑明，他给徐景贤写了封信，全文是：“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这才恍然大悟，开始在上海暗中物色适合张春桥的配偶。最初并不顺利，文化素养较高者，往往已有家庭；而中年独身女性，文化素养又不够理想。有一天，徐景贤参加上海文教系统的会议，听取调研汇报，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干部发言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见解独到。徐景贤问了几个问题，她的回答不但很见水平，还敢于提出异议。徐在会后了解，此人是党员，做过多年机关工作，当过编辑，文笔很好。有过一段婚姻，因她不育，对方提出离婚。目前她是独身。徐以谈工作为由，和她谈了一次话。觉得她除了相貌平常，其他条件都很理想。于是趁赴京参加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之机，在9月21日当面向张春桥介绍了情况。张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徐说：“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10天以后，张在一封圈阅后退还给徐景贤的信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10月6日，徐景贤把这位女干部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起来，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但就在当晚，张春桥被囚，选“秘书”成为永远的泡影。
徐景贤被捕以前，向上海市委的新领导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报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位女干部始终蒙在鼓里，要求他们把她的档案转回上海。新领导的处理很得体，这位女干部没有惹上政治麻烦。张春桥1998年保外就医，还是和文静一起度过了余生。
徐景贤生前在《十年一梦》中回忆了此事，并且反省这是侵犯了某女士的“人权”。这样反省很有必要。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政界的婚姻，值得反思的远不止这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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