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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高岗私生活被批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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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高岗私生活被批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高岗私生活被批“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2020-01-17 09:27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可是高岗居然把她请进舞厅，还同她跳舞！
核心提示：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本文摘自《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作者：马畏安（作者系湖北浠水人。中共党员。1956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讲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局级调研员，中国文化报社社长、总编辑、总支部书记，高级编辑。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971年夏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毛泽东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10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10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2月25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毛泽东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用这样的语言，讲到一位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独一份儿”的。
其实，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于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如果不是尽人皆知，也是流传极广的。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在女人中间混。高岗善于也敢于向女人调情。高岗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闻很多。一见了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高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们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扫来扫去。
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也就是所谓“白俄”，逃到我国东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轻女性，实际上过着卖笑生涯。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这个“白俄”女人送去一笔不小的“交际费”。
还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此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身材窈窕，风姿绰约。这个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点人物。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去。正想对她进行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
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卫人员又紧张，又坐蜡。这可怎么办？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只要这戒指在你身上划上一道，见点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岗居然把她请进舞厅，还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么办？他又不能直接去找高岗，更不能向高岗陈述这一切。
保卫人员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
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炙手可热”。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或者不顺心了，就调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有一次，高岗在南方一个大城市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服务员，高岗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
“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
说办就办。第二天，高岗就又多了一个漂亮而年轻的情妇。
高岗在他的住地，经常举办家庭宴会和舞会。他的宴会，带政治性的居多，而舞会，则完全是寻欢作乐。
附录：
毛泽东1954年谈高岗的私生活：他有许多女人
2020-01-12 09:36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周恩来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又向尤金做了一次高岗问题的通报。
1954年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会尤金时，谈到秦灭楚的历史故事，说中国可能要出乱子。暗示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可能对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构成威胁。
苏联有关档案解密后，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谈话有了更多的了解。尤金回忆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做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相当详尽地谈到事件经过：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军事统帅地位，诬蔑刘少奇等；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恩来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 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又向尤金做了一次高岗问题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的问题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做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
几周后，毛泽东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尤金回忆说：
“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道：“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
毛泽东的话传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也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
两个月后，毛泽东与尤金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
这次谈话是5月25日，也是毛泽东与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历史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附录2
高岗抗战中与前妻离婚内幕：并非因生活糜烂
2019-11-15 09:49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一方面，这里汇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来到了延安，又高举起民族战争的旗帜。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向笔者倾诉了她当时与高岗离婚的情景：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高岗为何抗战中与前妻离婚：并非因生活糜烂
高岗是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的。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众多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艰辛，涌入延安。
青年，是热血沸腾、蓬勃向上的标志；青年，也意味着阳光灿烂、青春爱情。
当时虽然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但革命圣地延安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这里汇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来到了延安，又高举起民族战争的旗帜。这批大浪淘沙的将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真正脊梁。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报国的大批知识青年也来到了延安。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但他们只要与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代表着中国光明与前途的两股力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这种交融不但使中国抗战的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
高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与结发之妻杨芝芳离异的。
爱情是可以跨越时空、不分民族、不计年龄而超现实展开的，但婚姻是具体的、讲条件的、有缘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向笔者倾诉了她当时与高岗离婚的情景：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王子宜（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分开后，我们还是革命同志，经常有联系，他作报告我也去听。我与李力群（高岗的第二位妻子）相处得也很好。
满头银丝的世纪老人在谈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时，声音轻微，心态沉稳，神态安详，使人置身于历史的真实，回到了那并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岁月的沧桑在不停地冲刷着人们心灵的伤痕，时间老人会帮助任何人走出悲伤。
高岗与杨芝芳的离异，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讲，系高岗生活作风糜烂所致，而是与当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杨芝芳老人虽然忘记了她与高岗是哪月离婚的，但她记得大致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与江青是1938年11月结婚的。
高岗与杨芝芳离异后并未马上结婚，到了1940年，高岗才与时年19岁的李力群缔结良缘。
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的李力群与目不识丁的杨芝芳不同，1937年来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堂的书桌已经载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与几位同学毅然离开家庭，走出校门，辗转来到了西安，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炉，热血青年在这里迅速成长。1938年，李力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夙愿。
然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考验，在她毫无准备时已经悄然降临身边。
1998年11月12日，笔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采访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离休老人。未谋面之前，因为在材料中已经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与高岗结婚的，所以在笔者脑海中跳跃着的总是一个留着短发、穿着军装、扎着皮腰带的一脸稚气的小八路。
然而，真实地坐在笔者面前的却是一位耄耋妇人。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维清晰，也很健谈。虽然坎坷的岁月使老人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但随着交谈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笔者谈起了她半个世纪前与高岗结婚时的戏剧性场面：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不过，结婚后他对我还不错。”
真让现代青年男女们无法想象，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来到延安的李力群，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包办”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没恋爱”的暗箱中被“操纵”成婚。
不过，这并非是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只不过带有浓厚的现代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足足伴随着李力群度过了坎坷的半个多世纪。
李力群与高岗结婚后，虽然半年内未被准许下山，但“下山”后，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岗离开延安去东北，李力群始终与高岗战斗在延安。
本文摘自：《高岗传》，作者：戴茂林，赵晓光，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附录3
为了整倒刘少奇 高岗到底做了什么？
2019-10-30 10:42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高岗的整人“哲学”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
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19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
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 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
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 ，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7月13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
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 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 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时，党中央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 （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
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不行，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紧密配合的饶漱石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饶又名梁朴。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1942年3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1943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1944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诀，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1945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 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1952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1953年2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
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7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组工会议“批安射刘”
1953年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蔑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彼）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以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1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 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
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7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打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0月27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一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 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工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附录4
权力纷争:高岗欲借毛泽东之手扳倒刘少奇和周恩来
2019-09-24 10:34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高岗就觉得不仅仅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务院有8个部委成为他领导的国家计委的所属，这显然是在批评周恩来对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并削弱了他的工作范围。因此，高岗就觉得不仅仅要扳倒刘少奇，还要扳倒周恩来，因为这两人是他向更高的领导地位靠近的两块巨大的“绊脚石”。
王稼祥、刘少奇和高岗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20年》，鲁彤 冯来刚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岗号毛泽东之“脉”；在工会工作问题上，刘少奇支持了邓子恢，批评了高岗
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有关国家建设问题，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两个问题上，都进行过大量的论述。当然，在许多方面是有失偏颇的。
在天津讲话时，刘少奇也说过“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但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既不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更谈不上向资本家投降。
在东北富农问题上，刘少奇对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刘少奇于1949年5月31日复电东北局，批评东北局的“左”的倾向。
高岗对刘少奇的一系列批评自然不满意。毕竟，他是以“东北王”自居的。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地位显赫，而且他的许多主张都很受毛泽东的看重。
实际上，高岗在建国前夕就曾经试图扳倒刘少奇，只不过未能如愿，他也很快缩回了搞小动作的手脚。
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前，高岗也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临行前，高岗同当时在东北参与帮助东北建设的苏联专家柯瓦廖夫谈话，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共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企图在苏联同刘少奇之间制造事端。
这种“莫须有”的手法，在后来他向刘少奇发难时也如此这般地使用过。
柯瓦廖夫作为苏联一个专家，正如斯大林所评价的，只懂得技术，不懂得政治。因此，他回国后就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汇报了此事。柯瓦廖夫在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报告还说：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
所谓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东北局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上出现的“左”的倾向的批评。
斯大林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但高岗并不甘心，他回国后就开始抬高自己，贬低刘少奇。高岗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意；斯大林最欣赏高岗。借斯大林之口，高岗企图抬高自己的地位，压倒刘少奇。
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时，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信转交给了毛泽东。
很显然，毛泽东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回国后并没有就此问题考虑过，也可能是因为国内百废待兴、任务繁重的缘故吧！但至少，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及早的解决，就留下了后来高岗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向刘少奇“进攻”的隐患。
在山西省委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上，刘少奇为保持一段时期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不被过早地打断，从而使进入社会主义具备充分准备的条件，因此对山西省委的“逐步地动摇直至否定私有制”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这些，也就是高岗向刘少奇进攻的所谓“主要证据”。
攻击刘少奇之“风”被高岗搅得越来越大，“浪”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恶。
高岗发出的第一发“炮弹”，就是工会问题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工会工作也因之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后，企业内部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如果存在，这种矛盾的性质是什么？怎样解决这种矛盾？
1950年7月，中南地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作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针对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中出现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相当一部分工会干部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而不重视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三个问题：工会工作的立场问题；工会要代表职工利益的问题；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邓子恢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做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和态度，应该与企业管理人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由于彼此的工作岗位、任务的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场和任务，不能脱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而成为“厂方的附属品”。
7月29日，邓子恢致电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和他所作的报告的要点。3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文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
刘少奇看到邓子恢的报告后，对这一新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8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语，转发邓子恢的这一报告。刘少奇在批语中说：“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邓子恢的“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会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是为至要。”
刘少奇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等人传阅后下发。
邓子恢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新问题和观点，在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当然也非常注意这一问题，并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讨论。1951年2月3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上讲话，提到了邓子恢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和观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赞成邓子恢的观点。
但是，邓子恢的观点并不是大家异口同声地都赞成的。首先就在东北引起了异议。
早在邓文发表前，同年7月21日，高岗就已在东北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强调说：“党政工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
邓子恢的文章发表后，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当有人批评邓文宣传“机会主义的原则与理论”时，高岗也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批评邓文“欠妥”，“混淆思想”。
1951年4月，针对邓子恢的文章，高岗组织有关人员写了一篇题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该文针锋相对地对邓文提出了批评，而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的“基本立场”一致而“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
高岗准备把这篇文章作为《东北日报》的社论公开发表。此前，他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审阅并修改，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29日，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在看了高岗报送的文章和给毛泽东的信后，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说：“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东北日报》的文章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邓子恢提出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注意是不对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会与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有些工会干部由此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
胡乔木在信的最后附言说：“此文是否由《东北日报》发表？或由《人民日报》发表较好？亦请斟酌。”
刘少奇在看了高岗的文章和胡乔木的信后，于5月10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说：“我意高岗同志的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为进一步阐明自己不同意高岗文章发表的意思，刘少奇于5月16日就此事给高岗写信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刘少奇之所以不赞成高岗的文章发表，一是基于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中，党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如果一公开，势必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二是他认为高岗的文章针对性是很强的，而且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方式，也欠妥当；三是刘少奇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形成确定的观点，但已同邓子恢的观点很相似。
因此，刘少奇有意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大约五六月间，刘少奇写了一份《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将近九千字，详细阐述了他对工会工作问题的观点和认识。同时，刘少奇在笔记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就是后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最早论述。
刘少奇的这份笔记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过，也没有同其他领导人传阅或交换过意见，直到1985年《刘少奇选集》下卷出版，这篇埋没了30余年的笔记才得以公之于世。
刘少奇预定准备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问题，却被打断了。
10月初，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立三就党内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反映了争论中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解决。
李立三明确表示了自己在这两种观点上的态度：“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看来，尽管刘少奇所写的笔记并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但李立三的报告却同刘少奇的笔记所持的观点惊人地相似。
但是，毛泽东并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而且他还对李立三领导的全总党组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在工会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中共中央解除了李立三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同时批准成立了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六人组成的全总党组干事会，指导全总的工作。
同年11月27日，刘少奇离开北京，一路南下巡视并休养。李富春实际上就负责了全总党组干事会。12月，全总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将“推崇”邓子恢的文章作为李立三的“错误”之一，认为他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李立三在会议上被迫作了检讨。不久，邓子恢也在中南局会议上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作为在建国后关于工会工作问题方面的争论，在没有进一步展开的情况下，中断了。而这一次，刘少奇显然是站在了被毛泽东批评的一方。刘少奇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批评，但也受到了牵连，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就此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曾经犯了不少错误，中央批准的1951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和×××同志的结论已经详细地揭露和批评了他的错误。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虽然刘少奇没有明确说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但前前后后他同邓子恢、李立三的观点是一致的。
一直参与此次争论的高岗，不能不对此有所察觉，而且，这对他一直想攻击刘少奇的居心，不能不说是一次“良好的契机”。
因此，随着他的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随着他进京后担任了“经济内阁”——计划委员会的主席，高岗自认为无论在地位上、政治上，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方面等等都已胜出刘少奇一筹，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刘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机构的调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批薄射刘”；饶漱石“敲边鼓”，“讨安伐刘”
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提出后，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马上面临的是“十年建设”，是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等等。因此，加强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建设，使其适应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上半年开始酝酿加强中央的领导班子建设。195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主持制订关于加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实施方案。刘少奇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共同研究中央机构的设置问题。6月20日，刘少奇就此事专门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联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
不久，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杨尚昆、安子文等人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该意见提出：“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刘少奇修改后于7月18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呈送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
8月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呈报的报告批示说：“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在此前后，刘少奇就开始准备抽调干部到中央工作，首先是抽调各中央局书记。7月13日，刘少奇致电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意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并“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
1952年8月，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并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不久，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领导干部陆续上调中央。
在上调中央前，高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高岗调到中央后，又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几人。根据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体制规定：国家计委不属于政务院所属，是直接归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的制定国民经济规划和预算的最高行政机关。
因此，高岗兼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而高岗也因之在上调中央的五大书记中显得格外突出。有人就开玩笑说：“现在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同高岗等人属于第一批上调中央的领导干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饶漱石。他在上调中央前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华东的党政一把手。饶漱石上调中央后任中组部部长，成为安子文的领导。
1952年底，政务院通过了财政部和中财委提出的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规定了两条原则：保税和简化税制。新税制公布后，一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波动，各地也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毛泽东非常重视此事。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随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先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有了这件事，毛泽东就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分散主义。不久，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在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5月15日，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作了重新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2个部中的8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烯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
4天后，5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杨尚昆写信说：“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在“否则无效”四字下加了着重号。同一天，他写了一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实际上，毛泽东是同批评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务院工作一样，也认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实际上是批评了刘少奇。
如此一来，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地位觊觎已久的高岗就觉得不仅仅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务院有8个部委成为他领导的国家计委的所属，这显然是在批评周恩来对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并削弱了他的工作范围。因此，高岗就觉得不仅仅要扳倒刘少奇，还要扳倒周恩来，因为这两人是他向更高的领导地位靠近的两块巨大的“绊脚石”。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且，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向私有制、向富农经济、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攻号角已经吹响，高岗以为时机已到。而且，高岗认为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同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因此，向刘少奇发难，搞小动作，就自然而然了。
刘少奇以前对东北局的批评，被“聪明”的高岗掩盖在比如天津讲话、山西批示等问题下，作为向刘少奇进攻的炮弹，好像是一场大战役的总攻。
而毛泽东刚刚对新税制的批评和对政务院机构的调整，高岗认为毛泽东明显是对现在的领导工作不满意，而对他高岗委以重任，使他的政治野心快速地极度膨胀。因此，在不久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发动了“攻击”，企图“取而代之”。
毛泽东对新税制的批评，提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高度，很明显，是要进一步对此进行纠正。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主持了新税制的制定，就免不了受到批评。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和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问题。
这次会议，最初的安排是按照中财委的例行会议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实际上就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5月6日，毛泽东就全国财经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问题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写信，提出了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预算、增薪、县区乡财政统一、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税收、五年计划、军费等问题。
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就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会议进行时，许多人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意见。高岗认为这同他预想的向刘少奇、周恩来进攻的时机和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马上活跃起来，鼓动一些人在会议上“放炮”。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薄一波在会议上作出公开检讨，将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恩来就此给薄一波写信说了毛泽东的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
7月13日，会议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有131人参加，由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此后，会议转了向，中心转向对薄一波的批评，而且都是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方式进行的。
薄一波回忆说：
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对我进行批评。
我都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但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还是过不了关。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既没有实现毛主席关于讨论总路线的意图，也没有认真讨论五年计划、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当时在思想上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会议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联造成的。
会议期间，高岗的确是上蹿下跳，到处找“同盟军”，企图合众人之力，将薄一波批倒，从而达到攻击刘少奇的目的。高岗在小组会议上和会后的私下谈话中，多次“鼓动”别人向薄一波“放炮”，给会议升温。财经会议刚进行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铸到家里吃饭，并在饭桌上对陶铸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高岗要陶铸放头炮。陶铸当即拒绝了。
不仅如此，高岗、饶漱石借机明着暗着煽风点火，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借着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机会，攻击刘少奇，采取“批薄射刘”的办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
薄一波后来说高岗“在批判我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质不良’等大帽子不断向我扣来。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为了进而达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
高岗曾经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的一些言论统统算到薄一波的账上进行批判。
高岗所抓住的“小辫子”就是：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时的一些观点，1950年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1951年7月对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语等等。
了解情况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观点都是刘少奇的，被高岗强加到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其居心，一望即穿。这一点，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代：他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薄一波对高岗等人的意图当然有所察觉。他后来回忆说：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批评我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会上要我作第三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如此，周恩来表示难对会议作结论。
毛泽东显得很轻松：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邓小平都在会议上对薄一波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评价，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
8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大会， 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有一段文字不仅仅是对分散主义进行批评，实际上也对高岗等人的过火行为提出了警告。可能高岗利令智昏，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一段修改文字的深刻含义。
在报告中讲到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很多修改(黑体字为毛泽东加写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很显然，“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他更对搞小动作、耍阴谋诡计厌恶至极。
但是，高岗显然是昏了头，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宁要一跳撞运气。
高岗借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机含沙射影，“批薄射刘”，其居心昭然若揭。随着会议的结束，高岗企图推倒刘少奇的场合就没有了。财经会议作了结论，就没有了攻击刘少奇的借口了。
高岗先是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高岗对人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
高岗把收集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材料。毛泽东了解后，要他找刘少奇直接谈清楚问题。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反而主动找他两次谈话，并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高岗反咬一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这还不算，高岗更加进一步地攻击说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高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紧接着，高岗孤注一掷，制造借口，制造谣言，公然提出了所谓的“军党论”。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实际上就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的理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高岗散布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正，提出决议把刘少奇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对，需重新作结论。
与此同时，高岗提出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即“白区党”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分。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党是红区的党即军队的党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中，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应当彻底改组。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在财经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提出过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这是一个谋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机会，更使他的台前幕后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泽东所重视，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高岗并要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断然拒绝。
接着，高岗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继续散布谣言。他说：毛泽东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1953年10月，高岗不赞成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刘少奇担任总书记或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就找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别有用心地撺掇，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
12月，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也是党中央自七大以来的惯例，每逢毛泽东因事不在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职务由刘少奇代理；1949年毛泽东访苏，其职务再次由刘少奇代理。
在会上，刘少奇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
书记处的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赞成轮流。高岗在会上没有吭声，会后却一再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在后来《我的反省》中，高岗承认：其目的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为找到“同盟者”，高岗还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活动，搞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就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7年后，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党内斗争时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邓小平在他的回忆中谈及了林彪和饶漱石是支持高岗的，林彪并未紧跟高岗，而饶漱石却把自己绑在了高岗反党的“战车”上，同高岗沆瀣一气，充当了“敲边鼓”的角色。
薄一波回忆说：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
的确如此，在革命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工作。建国后，饶漱石担任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持华东的党政军工作。1952年，作为“五马”之一，饶漱石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看到刘少奇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就以为刘少奇已经失势，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达成默契，企图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形象地说他们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饶漱石一到中组部，就排斥和打击中组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震动”一下。毛泽东后来批评饶漱石说：“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其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又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饶漱石就在其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讨安伐刘”，充当高岗的“旗手”，开辟了拱倒刘少奇的“第二战场”。
饶漱石“讨安伐刘”的借口是安子文草拟的一份中央领导层的名单。
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没有经过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而外，还有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上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人选。
安子文写出名单后，曾经给高岗看过，也和饶漱石谈过。后来中央批评了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但高岗、饶漱石却疑神疑鬼，抓住这个名单大做文章。
高岗和饶漱石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传播这个名单，还造谣说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拟定的。高岗还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还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饶漱石也添油加醋，捏造说某某等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并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
这样，借口名单问题，首先在中组部内部，饶漱石就开展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在中组部的两次部务会议上大批特批安子文。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在这次会议上却故意扭转会议的主要议题，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的“斗争”，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
中共中央对此马上察觉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对安子文进行指责和攻击，致使会期一拖再拖，直到10月底才结束。
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猛烈攻击安子文，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的目的是攻击刘少奇。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受到批评后，曾经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他后来也检讨承认，在中组部内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饶漱石的不正常所作所为被刘少奇知晓后，就找来饶漱石谈话，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希望饶漱石冷静从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
同时，刘少奇还两次到会议上讲话，强调全党要团结一致，实际上是要饶漱石不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
10月22日，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了批评：中组部过去3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了责任：“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
刘少奇显然意识到高岗、饶漱石的活动对党的团结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在这次讲话的最后，诚恳地要求各位组织部长：“我们要时时刻刻记着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我们绝不允许把我们的眼光只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只关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部分同志。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长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关心全党的倾向。”
同月27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组部过去几年的工作，“应该说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但也是有缺点的，有个别错误的。这两方面都应该看到。”
同时，鉴于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也诚恳地就自己工作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虽然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但在我们的工作中间难免是有许多错误的。有了错误怎么办呢？有了错误就应当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刘少奇诚恳地、坦率地对大家说：
比如我也是有很多错误的，经常要做错事情。
刘少奇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一个是“半工人阶级”的提法问题，一个是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高岗、饶漱石用来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证据”的。
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说过的错话，刘少奇诚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在其他问题上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也可能不少，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走火”，大概我这个“走火”不会比邓小平同志少。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都应该修正或者取消。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是批评别人，或者批评自己，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错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所以我今天除了检讨以外还有一些说明。
刘少奇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作出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做法，表现乃坦荡的胸襟，也是很有魄力的。而且，刘少奇这一承担责任，自然就把高岗、饶漱石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用心暴露无遗。
所以，毛泽东对这些信号提高了警觉。当他觉得是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时，毛泽东就采取了保护刘少奇、爱护刘少奇的措施。
附录5
高岗舞会上亲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来
2019-09-18 09:21 星岛环球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高岗舞会上亲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来
高岗（资料图）
第一次发脾气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雳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得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10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未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站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胸脯正在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默默地低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第二次发脾气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一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那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第三次发脾气
所谓家庭舞会，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也不敢下雨。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切。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第四次发脾气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得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份，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总理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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